在10月16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新供给2016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冯俏彬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她推演出传统的五要素(人、地、钱、科技创新和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从低效过剩领域释放要素，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第二步是以结构性改革来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第三步是大力发展新经济，优化要素配置，新经济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优化要素配置最后的体现。
冯俏彬认为，新经济方面目前最大的困境是，现行的政府监管制度面对新经济时“白天不懂夜的黑”，网约车地方细则与此前的跨境电商新政都说明，传统的旧监管是强调集权、层级、区域和条块分割，政策制定过程是封闭的，自上而下的，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监管需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必须率先突破，冯俏彬称，未来要变革监管思路，开展底线监管，引入一些平台治理、行业协会治理，使用大数据等新的监管手段，在新经济方面推进柔性转型。
以下为文字演讲实录(节选)：
要素的流动要以效率为目标来牵引。如果我们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集中在这五大要素(人、地、钱、科技创新和制度)层面来看，至少要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旧的生产结构中把要素释放出来；第二个阶段是要素在市场中按照一定的方式，以效率为导向进行自由流动；第三步，流动的要素一定会凝结在当时的情景下效率最高的部门。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推演出一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从低效过剩领域释放要素，就是当前大家谈的特别多的“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各方面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成“三去降一补”，我个人认为这是说不通的，只限于这五大任务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些往前端走的事儿，要以结构性改革来推进。
第二步，以结构性改革来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我们很多方面的东西都涉及到复杂的改革，围绕着这五大要素有一系列的改革要推进。
第三步，大力发展新经济，优化要素配置。我认为根据现在各个方面的情况来看，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在新经济上，新经济最后成为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优化要素配置最后的体现。
在明确了这样一个产业发展方向之后，回到中国新经济的问题。
新经济的“新”应该具备以下特征：第一个是新要素，简单的说信息成为生产要素；第二是互联网成为新的基础设施；第三是商业活动的主导权从以前的消费者，还有流通商、生产者转向消费者。这三点变化非常重要。
最近马云的一个讲话提到一个“五新”，包括新零售、新制造，新能源、新基础设施等，他也提到，未来政府推动这个事情要出新的“五通一平”，即政府所有的政策导向是不是通向这“五新”，“一平”就是政府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生产经营环境。这和新经济之间很多认识当然是非常合拍的。
最近两年中国新经济发展的情况是非常好的，我们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了将近6亿。另外，我们互联网的普及率水平非常高，在世界上站在最前面的。另外，大家特别关心的分享经济规模已达到了两万亿，有五千万左右的人参加到分享经济的过程中，而且展望未来，分享经济未来五年的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的时候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
真正能挽救中国经济走出泥淖的，还是要把希望放在新经济方面。这方面遇到的困境就是我们的新经济和旧的监管制度之间的不合拍。
这方面大家看到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最近网约车在媒体上非常火爆，很多地方细则的具体规定大家都认为这是在开倒车，这都是和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逻辑和基本要求不合拍的方面。
之前还有一个跨境电商的例子，这方面的问题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新经济和旧制度之间的不相适应。跨境电商政策去年出台以后，媒体上称为48新政，由于税率大幅度的上升，加上“两单”的管理规定，基本上使跨境电商一夜熔断。
实际上，有关部门在推动跨境电商制度改革的时候，初衷是正确的，就是促进税制公平，维护一个正常的生产贸易环境，当到5月24号“新政”被叫停，暂停一年推出。现在，网约车走了一模一样的路子，现在网约车的地方新政是一个什么走向完全可以预计，可以看到它下一步是什么。这当中暴露出的思维逻辑是一样的。
在总结为现行的政府监管制度面对新经济的时候，我用一个词叫“白天不懂夜的黑”，真的不明白人家怎么回事儿。
我们传统的旧监管是强调集权、层级、区域和条块分割，政策制定过程是封闭的，自上而下的，还有监管方式差别，以事前审批为主，但是事中、事后监管不会。
在网约车这个问题上，这次地方版政策出台后，滴滴写了封公开信，反映出地方政府与滴滴没有进行充分沟通，政策的制定过程仍然很多是封闭的。这导致一些官员、部门出于一些良好动机制定的政策，就可能遭遇到市场的不认同，最后造成这个政策没法实施，这对政府的公信力有很大的伤害。
旧的政府监管制度面对新经济的时候，对新问题、新需求是难以及时回应的。在新经济成长的初期，政府往往疏于引导、基本上不管，结果这些行业借势野蛮生长，长到一定阶段对旧的利益格局形成严重冲击，政府此时又出拳过快过重，基本上一拳就把它打晕了。
从出路上来讲，要从管理到治理，切实推动政府职能转型。这方面有很多具体的思路要改，这里面我们提出几个：
1、底线监管，基本上要符合安全性，不要违法违规，这和负面清单监管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2、引入一些平台治理、行业协会治理。有很多例子可以表明，在零售电商领域，平台已形成了很多新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各方的参与者都非常认同的，这些规则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上升到行业规则，还有一部分要进一步上升到国家行政法规。所以，这方面在制定规则的问题上要充分听取平台的意见，平台的问题上还是有经验的，尤其是大的平台。
3、大数据治理。我们可以看到在跨境电商中可以看到，税号管理的方式很显然没有用已有的大数据解决问题。所以，这是希望用一种旧的管理制度要求跨境电商一定要适应这个东西，后来适应不了造成大家的反弹。
4、柔性转型，平衡好传统经济和新经济的关系。新经济是带有一种破坏性的创新，对既有利益格局的确有很大的冲击。在这当中，要认清方向，做好预期管理，柔性转型：转的弯子不能太大，但是不能不转，你可以给出一个三五年的预期，逐渐把这个事情落实下去。给大家一个充分的调整时间。
总之，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讲，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的成果要落实到新经济的发展上，政府必须要在这方面率先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