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在哪里？
1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解读称，中国经济的增长应该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内，下限总的来说是在‘十三五’时期保持平均6.2%的速度，上限是6.7%的增长速度。
蔡昉说，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金融、股市的推动；今年的经济增长，也很可能会有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房地产的推动。这些推动都是不可持续的，甚至可能是不够健康的。
在蔡昉看来，（经济增长的）下限，是当前理论上推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不会出现通货膨胀，也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就是一个可行的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是根据生产要素供给，比如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供给、资本的回报率，以及这些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决定的。更具体的说，它和我们人口红利从强劲到逐渐消失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跌到底线之下，低于潜在增长能力，意味着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当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周期性的失业状况，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低于底线的一个原因。
蔡昉说，我们设想有一系列的改革保持下去的话，能够获得额外的潜在增长能力，也就是潜在增长力+改革红利，因此在6.2%的基础上可以达到更高，上限应该是6.7%的增长速度。
蔡昉指出，“如果现在追求一个超过经济增长上限的增长速度，总的来说，必然是过度刺激的结果。”因为改革红利决定上限，恐怕改革不会进展到超过6.7%的那个程度，这只能是过度刺激的结果。而这些过度刺激，意味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历史经验，它必然会滋生资产泡沫，助长了杠杆的提升，最终可能会酿造出系统性的风险。”
蔡昉最后强调，要推动和加快改革需要形成几个共识。第一，不要把改革看作是和经济增长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涨，两者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改革是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在推行改革的时候也有成本，因此改革不是免费的午餐，至少几项重要改革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
他举例说，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其核心是让农民工变成市民，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有些社会保障项目是参与者自己做的贡献，但在所有的社会保障项目里都是有财政补贴的，因此把更多的人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支出。
“我们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红利，这样才能做到各级政府都有改革的相同激励，否则激励不相容，就会产生冲突，产生观望和等待。”蔡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