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一度白热化。简单归纳，林张二位的争论点在于：政府是否应该用诸如审批、财政补贴等产业政策，去定向地改变要素价格，扶持某一类行业、新技术发展。林毅夫倾向于政府用更多的产业政策来识别比较优势，因势利导，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而张维迎认为，出于贪婪和无知，产业政策往往起到负面作用。
业界很多人认为，林的观点与叙述，都显得更加专业。相比之下，张维迎更多的是在谈论常识，显得不那么学术。
事实上，国家产业政策扶持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财政补贴等产业政策如果不能奖勤罚懒，往往起到负面作用，这也是不可轻视的。张林二人的观点对决策层来说，都有着积极的参考作用。
继林张产业政策争论之后，目前业界又出现货币政策之辩。近期，中国经济数据开始转好，最新11月CPI同比涨2.3%，PPI同比涨3.3%。此外，人民币近一段时间一直处在贬值的风口浪尖。另一方面，美联储更是大概率将在12月15日兑现加息。一时间，学界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加息的讨论空前热烈。
主流观点主要分为加息与宽松两派。加息派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息一次是可以考虑的，因为经济数据近几个月开始回暖，且加息或许有助于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宽松派则认为，今年的复苏仍主要依靠政策托底、房地产和基建拉动，明年经济的下行压力仍然不小，因此需要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且比起加息，维稳人民币还有其他更合时宜的手段。
实际上，还有分析人士认为近期通胀抬头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持续性存疑，称最近几个月由于经济短期内周期性企稳叠加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导致上游原材料价格飞涨，反映在数据层面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在历经54个月的负增长之后转正并持续上行。但随着明年二季度需求重新回落，届时产能过剩问题将重新变得严峻，而PPI也可能见顶回落。
无论是“宽松派”还是“加息派”的激辩，最终“改革派”观点才是当前的一致共识。代表性的观点有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誉院长厉以宁在题为《寻找“红利”的新源泉》的演讲中提出的“新改革红利”。
新改革红利应当成为普遍存在的“红利”。归纳起来，厉以宁认为“近期最需要改革的”有二项：一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这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最重要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环境。二是企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产权明确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善企业主体，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调整结构，才能创新，从而才能有改革红利。
总之，上述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也就是普遍的红利。一方面，农村土地确权及此后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企业成为有活力企业后的进一步措施，都会带来改革的红利。二者是并重的，缺一不可，二者都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这说明了新改革红利是普遍存在的红利，靠改革者自己创造。
从对股市的影响来说，本币贬值不等同于股市下跌，股市更多受企业盈利、经济环境和政策方面的影响。受益于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方面新经济、战略新兴产业走向成功转型，完成经济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周期性产业转型升级，完成去产能和技术更新换代。股市将反映普遍存在的新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