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央行多次通过调节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利率，适时对市场预期进行引导。如春节前后推出临时流动性便利（TLF），上调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3月16日，央行逆回购和MLF利率再次上行10个基点。这既考虑到经济回暖尚未稳定，未对存贷款基准利率进行调整，又向市场传递了去杠杆和防风险的信号。随着美国再次启动加息，我国市场利率还有进一步走高的可能。而央行将更多采取价格手段，对市场利率进行引导和调控，逐步实现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转变。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5次提到货币政策，强调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促进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下一步，货币政策将在稳健的总基调下更加中性，更加审慎，更好地平衡稳增长、调结构、抑泡沫、防风险等多重目标。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货币政策总体来讲有五个大的范畴，即宽松、适度宽松、稳健、适度从紧、从紧。2011年开始，我国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到目前为止，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实施六年，总体而言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受经济下行压力、金融市场波动等影响，货币政策在部分时段稳健略偏宽松，比如，2016年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略偏宽松。
那么，2017年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该怎么理解呢？所谓的稳健中性，简单而言就是“不松不紧”：为防止通货膨胀、资产泡沫，防控金融风险，货币政策不能宽松；为助力全年发展目标实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不能从紧。总之，“不松”是抑泡沫、防风险的需要，“不紧”是稳增长、调结构的需要。从实施方式看，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而要力争“精准滴灌”。
具体而言，2017年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将从总量、价格、结构等三个维度进一步实施和推进：
一是在总量上保持稳定。政府工作报告将2017年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增长目标，设定为12%左右。虽然比2016年的预期增长目标13%略有下降，但与2016年实际增长率11.3%相比仍留有余地，在总量上保持了稳定。这充分体现了稳健的总要求，为经济增长创造基本稳定的货币环境。当然，与2016年“略偏宽松”相比，今年将在稳健的基础上更加中性，市场流动性在维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可能将会有所收紧。近期，央行还通过宏观审慎评估（MPA）、窗口指导等措施，引导商业银行信贷增长保持在合理水平。
二是在价格上适度调整。今年以来，央行多次通过调节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利率，适时对市场预期进行引导。如春节前后推出临时流动性便利（TLF），上调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3月16日，央行逆回购和MLF利率再次上行10个基点。这既考虑到经济回暖尚未稳定，未对存贷款基准利率进行调整，又向市场传递了去杠杆和防风险的信号。随着美国再次启动加息，我国市场利率还有进一步走高的可能。而央行将更多采取价格手段，对市场利率进行引导和调控，逐步实现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转变。
三是在结构上适当引导。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有助于对实体经济提供更精准的支持。近年来，央行推出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扶贫再贷款等，对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成效逐渐显现。下一步，央行将进一步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和服务。不过，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结构引导功能是边际的和辅助性的，“精准滴灌”知易行难。而频繁使用结构性工具也可能导致总量偏多，进而影响稳健的主基调。
美联储主席耶伦在谈及加息时说，“中性利率是既不踩油门让汽车加速，也不松油门让汽车减速”。而面对国内外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远没有踩汽车油门那样简单。下一步，中国央行应保持定力，灵活应对，让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更好地发挥对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就业充分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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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两度全线上调货币市场利率后，2017年“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究竟怎么走？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表示，过度刺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但不能解决深层次矛盾，还会导致结构性矛盾的固化，以过度刺激维持所谓的经济高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后果是僵尸企业僵而不死、落后产能难以退出。
“针对近期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用力过猛，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的落实和执行力度不到位等问题，提出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正是认识到货币政策有其边界，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代替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有效实施需要其他政策配合，尤其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基础。”徐忠表示。
这篇题为《中国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与货币政策理论的国际前沿》，是中国人民银行2017年2号工作论文，央行工作论文发表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以利于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
从短期看，徐忠建议，中国央行应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提高货币政策效果。
可见的是，在2016年初全面降准后，尽管外汇占款持续减少，但央行并未动用过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作，而是更多的通过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MLF）等调节市场流动性。
为什么不降准？徐忠认为，这是因为准备金调整可能形成资产负债表效应且信号意义较强，而上述方式可以通过适度“精准滴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支持。
在不调整基准利率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央行的利率引导能力？徐忠在上述论文中也还给了答案：即应尽快明确新的短端货币政策利率和目标水平，在改进准备金付息方式和包括SLF在内的再贷款（再贴现）安排的同时，确定适宜宽度的利率走廊区间，形成具有公开、透明、可信的能够真正稳定预期的利率走廊操作框架。
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徐忠认为，还要进一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一级交易商制度，在一定标准下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和SLF（常备借贷便利）交易对象范围，完善操作流程，减少市场资金套利机会，降低市场结构因素导致的流动性冲击放大效应，有效开展利率引导。在均衡水平政策利率基础上，探索完善合格抵押品机制，结合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等宏观审慎政策，进行贷款便利操作，以确保中央银行资金安全，有效抑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
作为央行管理流动性的两大类政策工具之一，创立于2013年初的SLF是中国人民银行正常的流动性供给渠道，主要功能是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不同于公开市场操作由央行发起，SLF则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央行与金融机构“一对一”交易，最初的操作对象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随后扩展到了城商行、农商行、农合行和农信社。
就货币政策与市场沟通方面，在徐忠看来，美联储采用的前瞻性指引方式，并不是稳健可靠的沟通策略。
在其看来，对于中国央行来说，今后应增加信息披露频率、明确性、准确性和一致性，探索多种渠道表达中央银行对经济金融的判断和政策意图并逐步常规化制度化，从而在既定制度框架下提高中央银行货币决策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市场信誉，切实提高货币调控的政策效果。
上述论文最后指出，中国的货币政策仍面临很多挑战。
一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仍有待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宏观调控的制度框架仍待健全，另外，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协调机制的缺失也为货币调控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金融监管缺位、越位、失位现象普遍，尤其是在“封建式”监管格局下，监管与发展职能不分，经常出现“监管行为宏观调控化”的倾向。（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