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完最后一张桌子，张全印坐在店里抽了许久的烟，从2009年来北京开饭店到今天撤店回河南老家，张全印携妻子和小舅子在北京奋斗了快9个年头。
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力度不断加大，张全印所租的小饭店属于非法违章建筑，依照相关规定要依法拆除，“还有我小舅子要结婚了，他想在老家找工作，还有我孩子也要回老家上学，家里老人年龄越来越大，也离不开人照顾，所以我们就下决心回老家发展。”张全印说。
或许张全印到今天心里都接受不了，可是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采访结束时，他终于说了句宽慰自己的话，“老家现在发展得挺好的，这些年在北京也挣了点钱，回去了我再重新开个饭馆，最主要是全家都能在一起了，这是最大的幸福。”
随着国家最近几年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的影响，包括出台了鼓励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等相关政策，和张全印有着相似经历的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等都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他们心里，家乡也有属于他们的广阔天地。
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
国家卫计委日前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持续下降，转移势头有所减弱，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
《报告》指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在2011年至2014年间持续增长，由2011年的2.30亿增长至2014年的2.53亿。自2015年流动人口总量开始下降，2015年、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和2.45亿，分别较上一年减少568万和171万。人口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人口继续向城市群聚集。流动人口平均居留时间(年)持续上升，由2011年的4.8年升至2016年的5.7年，人口流动的稳定性增强。
《报告》还指出，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家庭户平均规模保持在2.5人以上，2人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家庭户占81.8%以上，在流入地生育、就医、养老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相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需求持续增长。
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司长王谦说，2016年我国人口继续向城市群聚集，在沿海、沿江、铁路沿线地区人口聚集度仍然在进一步加大。我国城镇化水平在继续提高，同时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王谦认为，2016年，人口流动迁移出现的特点，是政策环境、户籍转移、青年劳动力供给减少、临时性返乡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王谦表示，其中流动人口总量在减少，主要受国家最近几年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的影响。比如进一步推进户籍改革，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出台鼓励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等相关政策，还有一些城市提出了人口调控的目标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经济周期波动的临时性影响，返乡农民工增加。
尽管6年来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有升有降，但仍保持较大比重。可以预见，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是我国人口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体现。
新生代流动人口比重上升对公共服务需求持续增长
《报告》指出，流动人口平均年龄持续上升，“80后”“9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比例稳步增长，2016年已达64.7%，已成为流动人口中的主力军。
王谦表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城市公平的核心要义。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就是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也就是使流入城市的农民由谋生存、求发展到逐步融入所在的城市，由“农民”变“市民”。
城市公平的背景之一就是城镇化率不断提高，流动成为人口重要特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1.2%，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7.35%。另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部署，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
王谦认为，继死亡率变化、生育率变化之后，迁移流动变化成为我国人口变动的主要特征。迁移流动是影响当下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口发展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是一种常态了。下一步还有国际迁移流动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育、就医、养老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相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需求也持续增长。
“这样一批人，可能对在城市发展的预期更高，对工作选择的能力、就业收入的预期更高，甚至包括对他们子女自身的发展、子女的教育等各方面的预期都会更高，这就要求整个社会，特别是城市，能够为这些新生代的流动人口，在市民化方面、社会融合方面，创造更多的条件，提供更多的机会。”段成荣说。
农民工返乡创业整体情况呈现四个方面
政策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流动人口规模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现阶段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总体情况如何？未来将怎样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崔传义认为，整体情况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了一批小微企业、农业新经营主体的产生。这些小微企业、农业新经营主体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小而多。
“过去我们看不起小和多，但恰恰是小微企业、农业新经营主体才能在这些欠发达地区成长，将当地的各种资源要素整合起来，带动就业。可以说，要真正发展农村不是靠大规模的招商引资，而是靠这些小微企业、农业新经营主体。”崔传义说。
第二个特点是既有开放性，又有草根性。所谓开放性，是由于农民工大多在沿海地区打工，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把沿海地区的技术、经验等知识带到家乡，带来了一定的先进性。“所谓草根性，一是指返乡的农民工是本地人，他对家乡的一山一水都很熟悉，对本地的市场需求能够很好地把握；二是农民工返乡扎根于此，与本地共命运，更乐于解决本地的问题。”崔传义说。
第三个特点是成长性。农民工返乡创业，其利益与所创办的企业连接在一起，其生存和发展都要依靠企业，而企业的产权也是农民工的。因此，企业的成长就是农民工的成长，具有成长性。
第二个方面，农民工的创业是面向市场、因地制宜、自主创业的，所以能够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成为结构调整的引领者。
崔传义表示，农民工的创业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在中西部地区的延伸和扩展，农民工是用其在沿海地区锻炼过的市场头脑来返乡发展自己的市场和商机，所以，很多过去没有、不受重视、弱小的产业，可以通过返乡的农民工发展起来。
第三个方面，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了创新。一种是将沿海地区的技术带到当地，一种是民间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和推陈出新，此外，还有很多原始的创新。可以说，创业发展的需求推动了技术的创新，而技术的创新则推动了创业的发展。
第四个方面，是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了就业，让老百姓增收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