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证网讯（记者 欧阳剑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14日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表示，在投资需求方面有一些刺激政策是合情合理且必要的，但在采取政策时要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
蔡昉表示，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中国没有进入危机，但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因此希望回归潜在增长率。当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概为10%，就要采取宏观经济手段，刺激它尽可能靠近原来10%的目标。
“在实施刺激政策后，中国解决了当时回归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但这一政策很自然地延续了下来。”蔡昉说，当时把产业政策、区域政策都和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加以结合，形成了一个多元共振式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这个刺激政策会随着产业政策的延续而保持长期宽松。近几年，GDP和货币发行的比值是下降的，意味着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习惯要有更高的杠杆、更宽松的货币，这是后来部署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任务的原因。
蔡昉认为，201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此，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现潜在增长率下降。”
“上一次刺激政策的目的是潜在增长率10%，出发点是没有错的。”蔡昉表示，以后的做法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也就是在采取政策时，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进行衡量，进行对冲，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
蔡昉表示，如果没有刺激和更大的改革，对“十三五”的潜在增长率估算为6.2%。“当前消费仍然要大幅度提高，但要假以时日。在投资需求上，有一些刺激的政策是合情合理且必要的。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不要回归到10%，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