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京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数据显示，中国社会总资产已经由2017年的接近1400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1655.6万亿元。考虑到2019年的社会总负债达到980.1万亿元，则社会净财富为675.5万亿元，人均社会净财富约为48.2万元。其中居民部门财富为512.6万亿元，居民人均财富约为36.6万元。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GDP已经由2000年的10万亿元，攀升至2019年的近100万亿元；而财富存量由2000年的不到39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675.5万亿元。2000年至2019年，中国名义GDP复合年均增速为12.8%，社会净财富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6.2%。财富增速快于名义GDP增速。由于GDP是流量指标，财富是存量指标，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流量赶超”已经让位于“存量赶超”。
财富相较GDP，在衡量一国综合实力方面更具代表性。就2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财富规模大幅增长，充分反映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从社会净财富由国内非金融资产和对外净资产的构成来看：国内非金融资产由2000年的38.4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661.9万亿元；国内非金融资产是社会净财富的主体，2019年占比高达98%。对外净资产由2000年的0.48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13.6万亿元；对外净资产为正且具有一定的规模，意味着就全球而言，中国是净储蓄的提供者。从社会净财富由政府部门净资产与居民部门净资产的构成来看：广义政府净资产由2000年的8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40万亿元，由2015年的刚刚超过100万亿元，到2019年的162.8万亿元；居民部门净资产由2000年的30.6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512.6万亿元。
课题组指出，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和风险。就金融风险而言，一方面，经过3年多的治理，风险得以缓释，防风险攻坚战取得初步成绩；另一方面，中国总体金融风险仍处在高位，且有向政府和公共部门集中的态势。
首先，“去（稳）杠杆”政策缓释金融风险。宏观杠杆率是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因此，“去（稳）杠杆”取得实效，使得总体金融风险有所缓释。第一，从金融杠杆率来看。金融杠杆率的峰值出现在2016年底，近3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无论是从资产方数据，还是从负债方数据来衡量，2019年的金融杠杆率均已明显回落至2013年左右的水平。在金融“去杠杆”政策下，银行表外业务明显收缩，影子银行规模大幅下降。经过3年的专项治理，影子银行野蛮生长的态势得到有效遏制。截至2019年底，广义影子银行规模降至84.8万亿元，较2017年初100.4万亿元的历史峰值缩减近16万亿元。风险较高的狭义影子银行规模降至39.14万亿元，较历史峰值缩减了12万亿元。第二，从实体经济杠杆率（即宏观杠杆率）来看。从2016年到2019年底，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企业部门的“去杠杆”。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的，因此也是“去杠杆”的重中之重。在“去杠杆”政策的作用下，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17年第一季度的160.4%下降到2019年底的151.3%，3年间下降了9.1个百分点。
其次，中国总体金融风险仍处在高位，且有向政府和公共部门集中的态势。从规模上看，在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宏观杠杆率大幅攀升。截至2020年底，中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70.1%，疫情冲击导致中国总体金融风险进一步上升。
从结构上看，金融风险有向政府和公共部门集中的趋势。从资产端分析，2018年居民部门占比为9.4%，企业部门占比为13.8%，政府部门占比为17.7%，金融机构占比为54.5%，国外部门占比为4.6%。其中，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风险承担比重处在前两位。考虑到中国金融企业绝大部分为国有经济性质，再加上即便是民营金融机构，最终也有一个政府救助问题，因此相关风险损失最终还是要由政府买单。假定金融机构的80%都由政府来兜底，那么，最终政府部门所承担的金融资产风险为61.3%。
从负债端分析，2018年中国实体经济总债务中，居民部门占比为21.8%，企业部门为63.1%，政府部门为15.1%。估算表明，国有企业债务占企业部门债务的比重从2015年初的57%上升至2018年底的67%。依此数据，2018年公共部门所承担的债务风险约为57.4%，这与从资产端进行的分析是比较接近的。因此，无论是从资产端分析，还是从负债端分析，公共部门承担的金融风险都占到六成左右，说金融风险向公共部门集中亦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