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近期发生在新兴市场的金融动荡，如若未能找到有效的对策机制，极有可能经由敏感的传导效应引发全球市场更大幅度的震荡。全球经济与金融的稳定，既需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扎紧金融防火墙，做实制造业，并尽快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更有赖于全球各国摒弃“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如果美国再放大美元周期的魔咒效应，极有可能引爆全球经济新危机。要是这场危机在今年爆发，很难有真正的最后赢家。
年份数字看起来很吉利的2016年，看样子或许会是全球经济与金融形势极为凶险的一年。
经历了2015年金融市场深幅波动的中国，刚踏入2016年，证券市场便以超出市场预期的巨大跌幅让投资人不得不重新估计今年的行情，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大范围波动，尽管有各种不同视角的解读，但一个刚刚加入SDR俱乐部的新兴经济体，显然并不希望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套利金融资本的主要靶子。另一方面，国际油价的直线下跌，中东地区不断攀升的政治风险，一次又一次向以大宗商品出口为经济生命的国家的伤口上撒盐。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依然在备受煎熬，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中小经济体显得非常脆弱，沙特看起来不按常理出牌的对外经济与政治政策，正在向世界释放新的不确定性。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短期内依然难见起色。作为欧洲经济稳定之锚的德国，如果处理不好难民问题，将加剧德国国际责任感与国内安全边界之间的失衡。日本经济多年来在“五万亿美元”陷阱中徘徊。最为淡定的还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日前发表的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更像是对他政绩的一次自我表彰。的确，美国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和军事领域里依然是雄踞世界之巅的超级强国。不过，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华盛顿不可能独自撑起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与安全之墙。
世界银行在日前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表示了严重担忧。眼下，资金仍然在流出新兴经济体，去年第三季，全球投资者从新兴市场的股权和债券基金市场撤走的资金额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规模，其中中国的短期债务和银行资金呈现净流出态势。统计数据显示，流入新兴经济体的净资金几乎为零，这是2008年至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然，全球正在发生新一轮的投资组合调整。而其背后的重要推手，就是美联储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不断释放的加息预期，以及去年12月正式开启的加息周期。难怪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大为感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决定看起来似乎是一次重大错误。
站在美国的角度，其在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中主要有两个身份：一是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担保人，需要对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负起最大责任；二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首先需要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自二战之后的一系列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备受关注的美元周期，本质上是都以支持与稳固美国霸权为出发点和归宿。其结果便是，一轮又一轮美元周期的启动，有时催生了其他国家的经济繁荣，有时便成了不少国家经济危机乃至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重要推手。
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严重失衡了，双赤字的不断扩大，使得美国必须寻找不断补充经常性逆差的来源，以确保其资本项目下的顺差。于是在九十年代，美国利用其话语霸权大肆炒作新经济概念，通过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并凭借其国家信誉，吸引日本和中国等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自1994年墨西哥经济危机以来，美联储每遇到金融危机爆发，总会习惯性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救市，结果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对世界经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对冲基金的兴盛。
随着科技股泡沫破灭和“9·11”事件，美国资本市场引资功能开始减弱。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政府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管齐下。一方面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连续大幅降低利率，2001年，美联储连续11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降到了40年来的最低水平，舆论的话评说是“打开了货币的水龙头”，美联储通过向市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最终克服了因股市泡沫破灭造成的市场恐慌。然而，美利率连续几年的实际负利率，美元在市场上供大于求，使美元贬值。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财政上大幅减税，总计达1.35万亿美元，鼓励消费与投资。这些措施稳住了市场，避免了衰退。与此同时，美国通过房地产市场来保持资产价格上升态势，过剩流动性通过新的信贷工具流向房地产市场，一些房地产商与房贷金融机构为购房者的贷款放松条件，比如零首付、放宽还款期限，等等。这些贷款风险高，要求回报的利息也高，被称为次级抵押贷款。但在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的情况下，这些风险巨大的贷款的按揭利率也显得不高了，许多过去买不起房的美国人也开始贷款购房。上述措施缔造了美国经济的表面繁荣，也引爆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膨胀，最终酿成了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
为了挽救陷入危机的美国金融体系，美联储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入了大量流动资金。现在看来，美国在危机发生之后有意为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在对外辐射周期性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分摊次贷成本。2012年之后，美国经济开始了实质性复苏，美国于是开始考虑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去年底开始了近十年来的首次加息，是美国基于本国经济基本面和全球经济格局变迁趋势做出的理性决策。表明美国为应对2008年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修复动作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亦预示着美国对本国经济体系获得的内生性增长动力的自信，更在向世界其他强势经济体发出一种强烈信号：美国依然主宰着全球经济与货币政策的走向，全球资本与财富配置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手中。
这是一个信贷支撑经济信心的后全球化时代，在全球未能摆脱美元的战略锁定约束条件下，如果美国继续放大美元周期的魔咒效应，如果本就免疫力不足的新兴经济体，不能扎紧金融防火墙，加上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竞争力持续下滑，则由美国加息引致的全球金融资产配置大转移而引致的新兴市场金融动荡，极有可能经由敏感的传导效应引发全球市场更大幅度的动荡，进而可能演变成全球新一轮经济危机。
假如这场危机今年爆发，则全球很难有真正的最后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