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DuncanWeldon，研究机构ResolutionGroup的研究主管
如今可以很明确的说全球经济的复苏愈发失衡。从大的角度看，2011年以来的大宗商品崩盘（尤其是2014年中以来的这段期间）代表着商品生产国向商品消费国的大规模财富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基本上可以说是由新兴市场向发达国家的转移。
但除了新兴市场VS发达国家的这种变化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是不是2008年之前的那种典型的全球失衡模式又再度重演了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
1.有分析认为全球失衡与肆无忌惮的金融创新是2008年危机最重要的原因，这是相当令人信服的；
2.拉莫斯的长期滞涨理论是目前解释当前经济前景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而这曾被伯南克成为全球储蓄过剩的情形重演则给出了另一种替代理论；
3.我越来越认为，这种全球失衡导致的产出缺口导致了当前许多国家的低通胀；
4.当然，当这种失衡不可持续，最终会结束。但其持续时间可能比人们认为的要久的多。
从IMF全球经济前瞻给出的全面图景看，全球经济存在的持续的大规模失衡，尽管这种失衡可能低于此前的峰值。
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
-整体失衡相对于2005-2010年有所好转
-美国的赤字显著小于危机之前（石油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将欧元区的考虑进来之后，下面这张图就更加惊人了
目前全球第二、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欧元区和日本）都出现了经常账户盈余（从IMF数据看，都至少站到GDP的3%），而这些经济体内部又都在呼吁实施更多货币宽松。
同时，美联储发现当前的加息周期造成的美元大涨已经威胁到美联储其他政策目标的实现。
这就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全球经济现状。对于内部和外部经济与金融稳定的考虑推动各个国家的央行进入一种互相竞争的方向。
克鲁格曼在2010年对这种情况作了非常精彩的分析：
对于这种情况最好的分析框架仍然是斯旺曲线，这是1955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旺（TrevorSwan）提出的。他认为，仅使用一种政策工具，比如紧缩总支出水平或者货币贬值，要同时解决内部和外部均衡问题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在碰到贸易赤字的时候就认为需要货币贬值，或者失业率走高的时候就要刺激需求。
除非一个国家正好幸运的处在上述两条曲线的交叉点，否则就必然处于四个象限其中一个，而每一个都存在缺陷。
从这个框架来思考当前的全球经济，就可以看出其脆弱。
中国、日本和欧洲都处于内部和外部失衡。这些国家都有这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同时又存在着产出缺口。这三大经济体今年可能的货币政策方向都应该是让经济趋向内部平衡，但这同时会加剧外部失衡。（这并不是暗示这些国家必然会参与货币战争或竞争性贬值，只是说追求内部均衡的货币政策对于外部平衡会有很大影响）。
这就解释了一些对应的思考：
首先，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为何呼吁中国加强资本管制，正如我去年九月所写到的：
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通缩影响不断发酵，并且西方国家的通胀持续接近0的时刻，全球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人民币贬值，因为这可能让仍然还处在良性阶段的低通胀演变成破坏性的通缩。
中国需要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全球受不了人民币大幅贬值。
值得高兴的是，这是可能做到的。但这需要中国资本管制持续更久，这让中国可以拥有独立货币政策的同时，又能拥有稳定的汇率。
IMF曾经非常执着的要求受援助的国家接受资本自由流动。但在金融危机期间，这种态度发生了转变，IMF承认有时候资本管制是适当的。如果中国可以在维持资本管制的同时进一步推升人民币国际化，那么只是一段时间，这也将使得中国能够更好的寻求平衡。
我也愈加相信，相比于极端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稳定的汇率（X）、资本的自由流动（Y）和独立的货币政策（Z）），我们应该考虑X+Y+Z=2的模式，即这三个变量之间的程度可以互相替代，比如一定程度的资本关注可以带来更稳定的汇率，同时也能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
其次，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部分原因在于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
相比于货币政策，通过财政刺激来恢复内部平衡对于外部平衡的影响较小。
最终，当看到一些分析师开始呼吁新广场协议来解决当前问题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事实上IMF总裁拉加德两周前的演讲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遗憾的是全球经济体之间的合作程度仍然远远不足，尤其当美国处于大选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