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发展，美国资本占据全球市场体系高端，“美式金融荷兰病”导致的美国金融的寄生性质而也就日益显露，引发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清醒和警惕；同时因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胜而不利，预期海外利益来源的落空，作为美国霸权两个车轮的金融能力和军事能力交替下降，也导致美国的全球霸权基础丧失。IMF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中发端的，一方面，因为全球各个经济体实力的消长，必然带动全球金融领域的利益结构重组，另一方面，美国资本势力面对这种全球性冲击，企图竭力维持美国金融霸权不失，在IMF`改革问题上而进行种种抵制和抵抗。围绕IMF改革的大国博弈在2015年达到阶段性高潮。
IMF的份额和治理全面改革方案
2010年11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了对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进行全面改革的建议，以增强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根据这项建议，超过6%的份额将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超过6%的份额将从代表性过高的国家转移到代表性不足的国家，同时最贫穷成员国的份额比重和投票权将受到保护。
执董会建议结束第14次份额总检查，将总份额规模增加一倍，达到约4768亿特别提款权(按目前汇率约合7557亿美元)，并对成员国的份额比重进行重大调整。负责监督基金组织日常运作的执董会将这项改革方案提交至理事会；理事会代表了所有187个成员国，份额增加的建议以及为了撤销“指定执董”这一概念而对《协定》进行修订的建议都必须得到理事会的批准。在理事会作出批准之后，份额增加和修订《协定》的建议还必须经由全体成员国同意，成员国将尽最大努力在2012年年会之前完成交由各国立法机构批准的过程。
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表示：“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是基金组织65年历史上一次最根本性的治理改革，也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调整，……份额增加一倍维持了基金组织以份额为基础的本质特征，并确保了基金组织在危机时期为成员国提供服务的能力。更准确地体现成员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重要性的、更为公平的份额比重分配，以及更具代表性的执董会，将会提高基金组织旨在实现更大的全球金融稳定性的努力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IMF改革遭遇来自美国的最大阻力
本次份额改革“顺应国际民意”。改革一旦落实，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上升到第三位。欧洲国家原有的2个席位将分配给发展中国家。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将跻身前十大份额国之列；同时保留原有贫穷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
作为IMF最大股东国，不希望自身的独特地位被稀释，因此在此次改革中成为最大的阻挠方。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欧债危机以来，包括中国、巴西等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对IMF的增资高达900亿美元，而中国一家就认购了430亿美元，其他37个国家（日本、欧洲、英国、北欧等）增资4360亿美元，但IMF最大的“股东”美国一毛不拔不说，还明确表示，拒绝向IMF注资救助欧元区危机是降低美国财政赤字的方案之一。美国国会迟迟没有批准这一改革方案，导致接近“终点线”的改革一再拖延。第14次份额总检查报告在2013年3月正式获得成员国通过，但之后的改革一直处于拖延状态，引发发展中国家普遍不满。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对IMF一直处于一种比较冷淡的状态，甚至一度想另起炉灶。美国国会曾经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与增加美国对IMF的注资相比，美国更愿意通过IMF在金融危机期间创新的新型融资方式（NewArrangementstoBorrow，NAB）。因为该项融资机制只有38个国家，美国对于这些资金的使用与份额制度相比具有更大的决定权。美国打造G8为基础的G20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IMF在全球金融体系治理上的绝对权威，这也是美国探索新的全球治理结构的尝试。IMF具有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但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部分地发挥了这种作用，尤其是美联储先后与6个发达国家签署的永久货币互换体系，试图构建以美联储和美元为中心的新型全球货币体系，将新兴市场国家排斥在外。
加入亚投行国际潮对IMF改革进程的促动
在IMF-WB2014春季年会开幕前夕，IMF在其发布的《全球政策议程》中使用‘完全失望（utterlydisappointing）’的词汇来描述IMF改革没能取得进展，意在向华盛顿释放信号和施压。2012年，因为美国国会在此问题上的不作为。一度导致IMF-WB年会气氛非常紧张。IMF原定于2014年启动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也因为2010年改革迟迟不到位而延迟。2014年4月10日，IMF在当日结束的会议议程中表示，IMF下一步的改革将基于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主席的建议，在2015年1月第15次份额总检查之前，完成第14次份额总检查的改革目标。
在美国无视IMF划定的改革“最后期限”、拒绝改变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情况下，中国不再等待，加速了筹建亚投行的进程。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3月12日，以英国加入亚投行为起点，欧洲国家和中东国家纷纷宣布加入，掀起了一轮国际性热潮。亚投行协议的签订是中国对国际金融体制另起炉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2015年6月12日，IMF执行董事会决定，把确定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投票权方案的最后期限延后3个月，至今年9月底。并且宣布IMF内部一直在酝酿改革替代方案以绕过美国国会阻力，同时向美国施压。执行董事会准备将份额和治理分别作为两个方面推进，首先推动IMF在没有美国国会阻挠的情况下实现份额转移。IMF执行董事会眼下有几项给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多投票权的“临时”方案；不过根据IMF当日发表的声明，一旦方案确定，相关改革将在12月中旬前得以执行。
在中美峰会期间，习近平9月2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美两国已同意进一步在G20集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加强合作。在谈及亚投行时他指出，中国提出的亚投行倡议，是开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有关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欢迎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积极参与。而稍后美国官员宣布，中美在亚投行方面结束分歧、达成“共识”：中方承诺妥善处理美方关切问题，并确保对世行及其他与亚投行存在竞争关系的地区机构“显著增资”。美方则表示认识到亚投行治理标准在持续演进和改进；中国还承诺亚投行及未来成立的相关机构，将遵守国际最高的环境和治理标准，这也是美国对亚投行主要关切所在。
在亚投行成立之前，在美国主导IMF的前提下，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超过6%的份额将主要来自欧洲国家，实际上是美国在慷欧洲国家之慨。但是因为加入亚投行，欧洲国家在取得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地位的同时，在金融战略上开始获得在中美各自主导的两种体系上自主选择的灵活性，加上中欧金融战略合作的走向深入，欧洲国家不仅在基本保住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而且获得中国主导的新体制下的相关利益。这也是欧洲国家支持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IMF改革方案的根本原因。新兴经济体领导人认为，如果IMF投票权结构不加以改变，反映中国和印度等国经济影响力的增长，IMF将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
2015年12月7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访问纽约期间严厉批评美国国会的对华立场。他对美国外交学会说：“把中国纳入并将其与一个多边世界捆绑在一起绝对符合英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IMF所有成员国达成的一项协议受到世界上的一个立法机构——美国国会的阻挠，这是悲剧。”
12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记者会上表示，“2010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方案达成共识，距今已有5年时间。希望有关国家尽快批准改革方案，这事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事关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稳定”。
人民币被纳入SDR篮子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通过了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决议。SDR是IMF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会计上的虚拟货币，但是如果人民币被纳入SDR，则能与美元和欧元等货币并居，成为“国际储备货币”。SDR对各国央行及政府外汇储备的影响具有风向标作用，日经预测未来各国的人民币外汇储备比例将从现在1%猛增至10%左右。
日本媒体分析认为，欧洲及新兴大国纷纷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警惕中国影响力的日美两国即便有心拦阻却无实力阻挡。SDR货币篮子的调整需要表决权的70%赞成才能确定，美国的表决权不到20%，就算与日本联手也难以否决。除了欧洲国家之外，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也相继表示支持，外围障碍已经扫平。一直以来都是日美欧三方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现如今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谋求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一席之地，未来中国有可能充分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进一步推广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路透社报道称，IMF决定将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一道构成SDR货币篮子，这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德国《世界报》报道，11月30日对中国来说是它走向大国之路上的一个特殊日子，IMF此举书写了货币史，世界货币秩序16年来第一次发生了改变。“被纳入货币篮子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象征性行为，”贝莱德投资集团首席战略师尤恩•卡梅伦•瓦特说，“它是中国走向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道路上的又一步。”
印度央行行长RaghuramRajan表态支持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储备货币篮子，同时也呼吁IMF等多边机构应该进一步认可新兴市场货币。《南华早报》援引对RaghuramRajan的采访称，就在IMF准备就是否让人民币“入篮”作出决定之际，印度央行已经把人民币作为其资产组合之一。IMF应该把那些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大经济体货币纳入其SDR篮子。未来也应该考虑把印度卢比纳入SDR篮子。
在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中，日本是首个对人民币表示欢迎的国家。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对人民币加入SDR表示欢迎，也希望中国能够努力进行金融体系改革。12月2日，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Lew)表示，美国支持IMF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美国有决心让经济继续强劲和安全，“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他还表示，IMF的决定体现了IMF技术团队长期研究的结果，人民币满足了加入的条件。不过即便是在人民币加入SDR后，也远达不到挑战美元的地位。SDR最新份额是美元41.73%，人民币10.92%。
不过，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美国在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的问题上的傲慢做派。在我国继续对外开放、融入国际大家庭的过程中，即使IMF不将人民币纳入SDR一揽子，在我国的强大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支撑下，随着我们的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的规模扩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样不可逆转，被全世界接受不过是时间问题。只是在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尚在建设和完善的情况下，人民币被纳入SDR篮子，人民币将能够进入现行的国际清算系统，更快地向世界流通扩展。
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发布
12月1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中国货币网正式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由于汇率浮动旨在定价多个贸易伙伴的贸易和投资，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并不能全面反映贸易品的国际比价。长期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实际上是一种联系汇率制，换言之，人民币盯住美元政策，使得人民币成为美元的代用币或者延伸货币。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出台，人民币汇率不仅仅参考美元，也要参考一篮子货币。
在二战后的国际金融体制中，IMF具有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但是自从美国推动三轮“量化宽松”以来，美联储部分地发挥了这种作用，尤其是美联储先后与6个发达国家签署的永久货币互换体系，试图构建以美联储和美元为中心的新型全球货币体系。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实力和地位逐步赶超美国，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不仅实际上削弱了美元的世界市场基础，冲击了美元世界货币地位，而且中国在成为世界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的同时，将不再被美联储不负责任的美元政策殃及池鱼。
美国无奈放行份额改革方案及其考量
2015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批准了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这个方案被包括在支出法案中。这意味着长期阻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项改革的最后障碍被移除。IMF总裁拉加德当天发表声明对美国国会的决定表示欢迎。她表示，这是加强IMF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方面所起作用的关键一步，将增强基金组织支持全球金融稳定的作用，改革将显著增加基金组织的核心资源，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危机。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19日表示，欢迎美国国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
美国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至少要保持对IMF的主导权，之所以在对IMF份额改革方案的立法批准上拖延，并且在五年后最终放行，是因为对诸多原因的有苦难言。这些原因来自于IMF内外，因利害相生而抉择艰难。
其一，改革方案要生效实施，不仅需要188个成员中85%及以上投票权的支持，还需要成员的立法机构批准。IMF秘书长林建海此前曾对媒体表示，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00年前后，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是三分之一，金融危机发生的五年内，这一贡献率上升到四分之三，其中中国对全球经济贡献率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一变化将要在IMF的治理结构中得到体现。IMF和二十国集团都对美国国会的拖延和阻挠表示强烈不满。
IMF总裁拉加德在2014年IMF和世行春季会议上甚至提出，如果国会继续阻挠，IMF要考虑制订绕开美国的改革“B计划”，如特别增资是基金组织内的一种特殊机制，仅接受几个国家的出资，可以避开美国。尽管中国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成员国，其他几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份额都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跻身前十；美国的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16.75%下降到16.5%，依旧保持超过15%的重大决策否决权。
美国不得不在继续拒绝改革和因为IMF可能“爆棚”而最终被边缘化之间做出选择。长期跟踪IMF改革的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埃德温•杜鲁门表示，美国的做法使其在重大问题上的影响力大打折扣，美国在IMF问题上很难被看作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谈判方。国会的批准是一个迟来的决定，但是迟到总好过没有。否则，美国的影响力还将继续下降。
其二、根据2010年12月份的第14次份额总检查报告，IMF特别提款权将从2008年的2385亿扩容到4770亿特别提款权，折合7370亿美元；且2010年决定的资本改革是以所有成员国为对象实施的大规模增资。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美国国家债务滚雪球般扩大的情形下，美国国债销售遇阻；加之在美国经济金融化之后，全球金融剧烈动荡本来就是美国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获取投机暴利的前提；要求美国政府拿出钱来去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有违美国的初衷。
其三，亚投行另起炉灶和中欧金融合作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制的冲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过是美国主导下的金融商店。中国在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和强大的全球投资能力的前提下，面临对亚投行和IMF增资的选择。如果中国对亚投行增资，也就是中国自己的钱自己花；如果中国对IMF增资，也就是意味着中国出钱，IMF如何花钱还得按照美国的利益和意志来进行。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和中欧金融战略合作的发展，欧洲也因此获得利益。习主席访英导致中国的美元巨额投资英国，而且还刺激了德法两国领导人随后访华。欧洲国家在投票权下降较多的情况下获得足够的利益补偿，因此也就支持IMF份额改革方案。如果美国拒绝IMF改革，中欧都有意愿停止向IMF增资，IMF的机构功能因为缺乏财力而失能。
其四，欧洲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将人民币抬进SDR货币篮子，同时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出台，不仅阻止了美国试图将美联储推向全球最后贷款人的企图，而且也冲击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为后美元时代准备了一种新的储备货币。美国不得不收起对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另起炉灶的心思，否则国际信义受损。
美国迫于压力不得不回到IMF体制内解决问题，不仅一直带头抵制和拒绝加入亚投行，反而开始试图将亚投行纳入美国主导的金融体制。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49项“共识”。第三条就如此表述：中美双方承诺支持目前国际框架，承诺进一步加强世界银行，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银行的作用，中国有意显著增加对这些地区机构的投入。美国对“共识”的解读，一方面出于打击亚投行国际信誉，另一方面力图将另起炉灶的亚投行极力纳入美国主导的就国际金融体制。
美国还对人民币获得全球储备货币一事进行拿捏。人民币在新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生效之后人民币的权重将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而超过日元和英镑。美元的权重仅略微下调，从41.9%降至41.73%。而在今年7月份发布的初步报告中，IMF工作人员预计人民币的权重将在约14%到16%。另外新的货币篮子顺延到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而不是立即生效。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币在成为储备货币的道路上还面临变数，可能需要中国继续因此“付出代价”。
与美式金融体制并轨？还是另起炉灶？
在IMF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之后的12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情况和下一步金融改革开放相关工作汇报。会议指出，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认可，中国政府表示欢迎。这有利于助推人民币逐步国际化进程，促进我国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现合作共赢。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妥善化解风险，完善配套制度，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回答中新社记者提问时说，加入SDR后，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步伐不会放慢，会按照此前部署全面稳步向前推进。中国金融改革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等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人民币入篮以后，整体汇率形成机制不变，我们还要继续深化改革，向市场化方向推进，但整个框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还将不断建设金融市场，提供更多对冲和套期保值工具，使市场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他提醒说，加入SDR不是一劳永逸的。“IMF每五年做一次评审，一种货币符合条件时可以加入SDR，不符合条件时也可以退出SDR。因此，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人民币作为SDR篮子货币的地位才能得到不断巩固。”
这里面存在两个隐含的问题，事关中国金融体制的未来方向。其一，虽然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但是这种对外开放过程毫无疑问我们自主的，同时也是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对等开放。这里还存在话语权之争，也就是该用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还是运用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我国改革开放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成果是否造福于造福于我国人民和增强我们的国力，评判的主体是我们的全体国民，而不是以西方为主的所谓“国际社会”。
其二，虽然我们必然要吸收西方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建设过程中文明的有益成分，但是在对西方借鉴的过程中同样要以我为主和不丧失批判态度。由此引发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往何处？是与美式的金融体制和惯例并轨？还是在对这种体制批判的基础上另起炉灶？或许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5年11月12日，他表示，亚投行将遵循国际项目融资的新准则。他说：“所谓国际最佳准则，不是西方准则。”“我们不承认西方准则就是最佳准则。否则，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出现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呢？我们要学西方的长处，同时也要避免他们存在的问题。”“我们正努力筹建亚投行，我们会吸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特别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形成一套新的准则，这才是我们要遵循的东西。”
有人声称，中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积极维护者，但是声称者通常有意忽略这样一个前提，就是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要逐步剔除其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中国因此也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改革者。在对外开放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盲从，必须具备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弘扬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虽然中国在IMF的话语权上升，但是这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仍然不相称，中国在IMF中影响力的上升速度仍然不及中国经济在全球影响力上升的速度;其中原因毋庸赘述。
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资本的利益狭隘性日益暴露，美国国际金融体制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也就越来越丧失其普适性。随着国际金融体制同样走向多极化，IMF的前途与命运也就更加多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