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6年后，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农历猴年春节期间，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主要股指均出现较大幅度回落。而受市场避险资金涌入推动，国际黄金价格录得近7年来最大周涨幅。当前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回落，固然是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暗淡和结构性改革进展迟滞所引起的，但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急剧调整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冲击，需要高度关注。
量化宽松
推高金融资产价格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上瘾”，延缓了各国结构性改革进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经济金融长期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支持了发达经济体消费泡沫，金融市场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基本面过度背离，导致名义金融资产总量大膨胀以及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启用凯恩斯主义，实施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但因为发达经济体福利政策过于慷慨，财政赤字规模持续上升，缩小了各国财政政策运用的空间。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匆忙走到政策前台。从2008年9月至2015年四季度，美国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也追随美联储实施了不同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在这些国家同步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期间，各国金融资产价格出现了同步大幅上涨。2015年7月，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较2009年3月大约上涨了180%，日经225指数大约上涨了180%，德国DAX指数大约上涨了200%。在这个过程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现了自我强化特征。一旦经济增长弱于预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首先被使用。这以日本最为明显。为应对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萧条，日本货币政策无所不用其极。从2001年3月9日日本央行在全球率先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货紧缩和经济下滑风险后，已经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近期又推出负利率政策，但不仅日本经济不买账，金融市场也不买账。日本央行宣布“负利率”政策后，日元短期贬值后很快又恢复到原先价位。
刺激政策
未能推动实体经济
2008年以来各国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经济复苏和内生增长动力形成。流动性泛滥，导致货币大量进入高风险领域，推动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延缓了各国结构性改革进程。特别是结构性改革面临阵痛，市场出清必然涉及失业率上升。在选举政治支配下，各国政党往往不会主张带来短期阵痛的结构性政策措施，转而支持货币政策刺激。而金融资产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主要有利于中产收入阶层，对中低收入人群影响不大，因而没有导致消费明显增长。2015年欧元区国家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恶化，企业家信心不强。各国经济增长动力总体疲软。在持续两年负增长后，2014年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0.9%，但仍比2011年增长速度低0.7个百分点；日本“安倍经济学”推行规模空前的宽松货币政策，但并没有带来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形成，2014年日本GDP负增长0.1%。
关注风险偏好急剧调整
带来的冲击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是宏观经济金融基本面无法持续支持金融资产价格高位运行的结果。除美国经济运行较强外，欧元区经济和日本经济增长前景暗淡，而美联储加息只不过是全球金融市场调整的触发器。应该看到，从常规货币政策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常规货币政策，虽然是简单的两个方向，但对金融市场风险偏好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前者是金融风险偏好逐步上升到非理性，而后者是金融风险偏好急剧调整到逐步回稳。目前看，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急剧调整的可能性在显著增强。全球金融市场的“黑天鹅”事件明显增多，各国金融市场投资者情绪高度不稳定。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急剧调整对我国可能存在输入效应。伴随着全球经济金融日益一体化，虽然各国均存在各种限制资本流动的政策措施，但金融资产全球配置最终将会实现“一价定律”，有可能会冲击到国内金融资产价格体系，这既包含正向冲击，即提升了国内资产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也可能为负向冲击，部分估值过高的房产和股票等金融资产可能会面临调整。同时，金融风险偏好具备传染性，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急剧调整有可能引发国内投资者心态不稳定，导致过度反应。
但金融风险偏好回落并非都是坏事。从全球经济看，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回落，将倒逼各国经济结构性改革。从国内看，金融风险偏好回落，将导致社会融资成本下降，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活跃创业创新活动。目前，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已经出现明显回落，这虽然是风险资产供应不足的问题，但实际上也深刻反映出适合金融风险偏好回落的运行态势。而我国社会金融风险偏好回落，也将有助于减少影子银行体系风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当前需要有效稳定金融市场预期，防止金融市场运行出现剧烈波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提升金融市场运行监管能力，严厉打击非法交易，限制杠杆过度使用，完善市场基础制度，促进金融市场良性运转，不断提升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