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开篇之作是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的内容包括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和通讯线路的建设。它之所以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有深刻的影响是因为中巴经济走廊将极大地改变伊朗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这是因为当中巴铁路修通后，肯定要向西进入伊朗，然后经土耳其连接欧洲。一旦这个欧亚大陆桥的南线被打通，伊朗就会变成这条战略通道上的枢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周边国家的利益只能在伊朗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到了那一天，如果西方国家仍然要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它必将失去周边国家的政治支持，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都要依赖过境伊朗的铁路。对美国来说，与其被动地等到那一天，还不如采取主动，现在就与伊朗和解，这样才能抢在中国把铁路修到伊朗之前在那里布局从而占据有利的战略位置。
换言之，伊朗核协议谈判和中东的变局与中美之间的战略互动有高度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仅体现在美国出于对冲中国的崛起而实行重返亚太的战略，也体现在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以及美国对这种影响做出的回应。这些是美国用谈判代替原来的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重要原因。
美国没有预料到的是它在全球进行的战略调整在中东地区导致了一场地缘政治的地震。美国通过和谈解决伊核问题引起它两个长期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极大愤怒。这两个盟友都认为美国要抛弃他们，他们做出的激烈反应超出了美国的预期。以色列不仅在巴以问题上根本不买美国的账，而且其总理内坦亚胡甚至不经过美国行政部门就直接接受美国国会的邀请访问美国，使奥巴马十分没面子。尽管全球石油市场价格低迷，沙特阿拉伯却根本不顾美国页岩气产业的利益拒绝减产，这导致石油价格一路下跌。沙特阿拉伯坚持石油不减产有双重的战略目标，既要沉重打击美国的页岩气产业，干掉这个日后对沙特阿拉伯石油的最大威胁，也要把其目前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俄国置于死地。
沙特阿拉伯目前陷入了一个战后前所未有的绝望境地：它眼看着自己与美国的关系渐行渐远又无能无力；它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优势日益下降；尽管不减产石油已经使美国的页岩气产业大伤元气，也极大地削弱了俄国的实力，但是与此同时拒绝减产导致的石油价格下跌也严重伤害了沙特阿拉伯自身，多达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财政赤字使沙特阿拉伯捉襟见肘；沙特阿拉伯老国王死后的宫廷内斗随时都可能导致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它与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代理人战争也迟迟无法取胜；随着伊斯兰国成为各国打击的对象，沙特阿拉伯与其关系不断被曝光，欧洲的领导人已经在公开指责沙特阿拉伯在全球支持恐怖主义。这些趋势从各个方面威胁着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争夺霸主的可能性。在这场深刻的危机中，沙特阿拉伯必然要拼死一搏。
美国国际战略背景下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博弈是产生难民危机的直接原因。根据刚刚发表的数据，欧洲在2015年接纳了超过百万的难民。其中来自叙利亚的超过一半，来自阿富汗的占百分之二十。美国一直在叙利亚支持反政府力量，沙特阿拉伯迄今为止与伊朗并没有直接交手，而是通过支持各自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代理人过招儿。这些是叙利亚出现失败国家和伊斯兰国势力趁机坐大的重要原因，也是难民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本来，美国发动的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和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争夺地区霸权，对全球化过程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可是当这两大地缘政治因素为欧洲制造出来一个难民危机，全球化可就面临一个十分重大的挑战。
反对移民是历史上上一轮全球化逆转的重要原因之一。移民对受入国就业和生活水准的冲击是在政治上宣判全球化死刑的直接因果机制。这次的难民危机对欧洲挑战的深刻程度可以说在战后是史无前例的。为什么这样说？欧洲是在全世界以标榜人权为荣的地区，每个国家都高喊人权的口号。这次这么多的难民涌向欧洲，全世界都期待欧洲给予难民以人道的接待。欧洲如果做不到，他们天天挂在嘴里的人权就将显得十分虚伪，就会变成一个国际上的笑柄。然而，要接待如此大量的难民对欧洲的政治经济制度将形成极为深刻的冲击。
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各国，通常都是福利国家。接纳这些多的难民必然要求向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这对各国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德国由于缺劳动力，所以默克尔愿意接受难民。但是别的经济不景气的国家，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坚决不干。目前欧洲的经济停滞使得接待难民成为格外困难的任务。
与此同时，难民危机对欧洲政治制度的挑战将要更为深刻。过去的30-40年间有一个全球性的大趋势叫去世俗化。什么叫去世俗化？欧洲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都信奉政教分离的原则——宗教与现代政治分离，变成一个私领域的事。但是最近穆斯林人口在欧洲的迅速增长却有可能改变这一切。早在3年前，在德国和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已经达到470万以上，目前在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更是已经占整个人口的10%。穆斯林人口在欧洲国家面临着很强的歧视，他们在文化上融入的艰难导致了大量的社会冲突。同时，许多欧洲国家白人家庭的生育率都很低，而伊斯兰家庭的出生率却很高。在一个民主政体里选举靠投票，很多欧洲人担心如此下去欧洲国家不仅要在文化上要被伊斯兰化，更重要的是穆斯林依靠众多的人口最后就会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政权。这个主题在英文文献里已经有很多的讨论。由此可见，难民危机不仅仅从经济和文化上挑战欧洲，更是从政治上威胁现有的权利格局。
这次欧洲的难民危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欧洲各国的极右政党将获得更多的支持。在过去的3年里欧洲的极右政党已经纷纷在选举中攻城掠地，在议会中获得更多的席位。长期下去，他们如果变成多数党，将对欧洲政治和欧盟的未来有深远的影响。第二，极右派的一个主要政治口号就是反移民，而移民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如果极右政党上台，欧盟目前的重要政策之一，劳动力在欧盟境内的自由流动，肯定要面临挑战。如果难民危机不断扩大，欧洲内部的强烈反弹最终完全可能会导致欧盟的解体，至少会彻底改变目前的移民政策。本来德国是欧洲接待难民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2016年跨年夜在以科隆为代表的几个德国城市发生的大规模的性骚扰事件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是雪上加霜，其影响必将在德国政治中不断发酵，很有可能导致德国移民政策的逆转。
难民危机并不是欧洲唯一的心病。2016年欧洲还要面临几个其它考验。英国今年要举办是否脱离欧盟的公投，目前欧洲的大形势对英国留在欧盟的支持者们而言越来越不利。希腊将迎来下一轮融资的期限。在新的经济压力下，欧盟能够再次向希腊或者其它需要救助的国家提供大笔的融资吗？如果不能，希腊很可能成为第一个退出欧元区与欧盟的成员国。如果希腊退出，可能还会出现其他成员国跟进。大规模的难民潮已经使欧洲国家不堪其负，瑞典和丹麦已经重新实行边境控制，这对欧盟一直主张的人员自由流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再在欧洲的哪个大城市出现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话，人员自由流动这一欧盟基本原则将从根本上被撼动，申根签证制度很可能要被废除。一旦欧洲开始出现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必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极大的冲击。
按照以上的逻辑，只要中东地区保持紧张的局面，难民危机就无法避免。只要难民危机继续发展，欧洲出现脱离全球化进程的趋势可能就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都没有预料到的是当叙利亚的乱局导致了欧洲的难民危机时，俄国抓住这个机会强力干预叙利亚，从而使中东的局面发生根本性转变。
普京突然出手干涉叙利亚的首要原因是转移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视线。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天天盯着乌克兰危机。你俄国侵略乌克兰，我们要经济制裁你。俄国经济在西方经济制裁的打击下陷入萧条。这次普京在叙利亚这么一打，一下子把国际视线从乌克兰转移到中东，乌克兰危机在国际舆论中的地位顿时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然而，转移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视线对普京而言还是较小的一个目标。他更大的目标是通过干预叙利亚，占据在中东问题上的主动谈判地位，迫使欧洲取消因乌克兰危机对俄国实行的经济制裁。这三大危机本来各自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国家造成不同的困扰，普京出手干预叙利亚的一个直接的地缘政治后果是把今年困扰欧亚大陆的三大危机，即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和欧洲的难民危机绑定在一起，使它们成为相互关联，共同改变地区秩序的重要的因果机制。
在伊朗革命后的35年里，美国一直支持逊尼派占主导的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海湾国家。这次俄国却直接介入中东事务，支持一个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什叶派之弧。这个什叶派联盟是俄国获得通往波斯湾入海口的重要保证，它直接形成对美国支持的逊尼派国家的挑战。沙特阿拉伯也针锋相对，成立了一个35个国家参加的反恐联盟，土耳其出手击落俄国战机，几乎引发俄国与北约的直接对抗。虽然俄国出于更大的战略考虑没有直接反击，但它已经在叙利亚布置S-400导弹。这两大阵营在2016年是大打出手，还是各退一步，将对全球化进程的未来走向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美国的情况如何？一方面，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恢复的势头中，是各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一个，刚刚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在2015年12月提供了29.2万个工作机会。同时，由于奥巴马在TPP问题上取得了初步签约的成功，加上美国普遍对中国崛起的忧虑，TPP应该不乏要与中国竞争的支持者。最近美国制造业协会发表声明，支持TPP对奥巴马来说算是一个新年的礼物。但是，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对本国地位的相对衰落和对世界秩序的担忧也同样是明确存在的。在普通老百姓的层面，许多人感觉不到经济复苏，他们更加担心的是各种自由贸易协定会让美国失去更多的工作机会。目前的两党总统候选人中，民主党侯选人全部反对TPP。共和党的多数侯选人至少目前在口头上也反对TPP。共和党的国会领袖明确要求奥巴马在大选后再让国会对TPP进行辩论和投票。你可以说这是政客在迎合选民，但这也反映了美国选民们的担忧。克林顿任国务卿时本来是TPP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而今则明确地表达反对的立场。因此，今年世界经济的走势和欧洲是否出现全球化逆转的局面将对TPP在美国能否通过有很大影响。如果欧洲出了问题，美国政府推动TPP的透过必然要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的阻力。
回到前边提到的我在2008年初做出的后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的预测，为什么即使是在那一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条件下，各国也没有想走回头路，而今年却有可能？这与人们的思维习惯有直接关系。当人们在过去几十年相对稳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球化的思维定势，即使当全球化在2008年已经面临十分深刻的挑战，他们仍然继续沿着过去的思路去寻找解决方案，认为问题出在全球化还不够彻底，直到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才可能开始反向思维。
元旦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中国股票市场就开始大跌，并引领了全球主要股票市场的下跌。这对今年国际经济的走向有很强的符号意义。纵观国内媒体岁末年初的各种评论，中国人的注意力似乎还集中在本国经济下滑和结构调整上。然而，如果我们关注一下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界。2016年不仅欧洲，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其它国家都将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选择：一国政府的政策范式是继续推动全球化，释放市场力量，建立更为开放的自由贸易机制，并承担其政治和社会后果？还是转向保护社会，在可能到来的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前夜未雨绸缪？如果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本轮全球化发生逆转，中国将如何设计自己未来的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固然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然而，中国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整个这个发展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奉为参照系的全球化过程本身可能要发生逆转。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将束手无策，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是，这的确意味着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还是“一带一路”战略都必须面对后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全新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