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赞赏美国的量化宽松，但日本可能是一个显著的反例，让后来人明白，没有经济领域新拓展配合的宽松货币政策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安倍晋三自2012年末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以来，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被市场归纳为“安倍经济学”，主要支点有三个：发行货币、政府投资、日元贬值。实施之初，“安倍经济学”取得了一定成绩，2013年日本实际GDP增长了1.4%，但增长只是昙花一现，2014年实际GDP没有任何增长，2015年只增长了0.4%。日本央行计划把通胀率推高到2%，但去年4月日本CPI同比增速突然由之前2.3%降到0.6%，并在之后半年里维持下降趋势。在“安倍经济学”没有起作用的情况下，安倍政府开始出现孤注一掷的倾向，希望用负利率把资金向信贷和投资中“驱赶”。
问题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日本作为主要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快速提高是不可能的；投资取决于国内的投资回报率，在高人力成本的情况下，日企更愿意在国外投资建厂；出口取决于汇率，日元贬值已接近极限。从长期看，制约日本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仍在：首先，日本的创新能力不如美国，始终找不到新经济增长点，既没有类似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基础创新，也没有类似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其次，企业僵尸化严重，大量企业连年亏损，依靠贷款等勉强维持运营，生产要素无法释放到最有效的领域，大企业和大银行形成了低效率的僵化共生关系；最后出生率不会因为“安倍经济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而提高，老龄化趋势不会改变。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没有因素能让人对负利率政策乐观起来。
笔者曾听过一位著名经济学者的课，这位学者极为推崇美国的量化宽松，认为这是美国率先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并说了一段故事，大意是1991年左右日本陷入经济危机，有美国学者到日本宣传量化宽松，日本未予采纳，否则日本可以避免失去的“二十年”。后来笔者看了更多资料，估计这位学者可能弄错了。如果美国是宽松货币政策成功的例子，那么日本就是宽松货币政策无效的例子。自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日本始终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1999年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2001年后开始类似量化宽松政策，直接购买长期国债；在2006年宽松货币政策短暂退出后，2008年再次回到“零利率”，并开始购买数以十万亿日元计的各类资产，用于提供流动性。美国经济之所以能率先走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经济自身的弹性。由于企业的资金来自于市场化程度更好的直接融资，危机下市场可以迅速出清；企业关闭之后，生产要素得以释放，可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资本市场的发达有利于普遍而深刻的创新，新的经济领域被开创出来，如页岩气、3D打印和新能源汽车，伴随这些行业的发展，一批中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完成经济的新陈代谢。日本和欧洲缺乏美国经济的弹性，单指望量化宽松，恐怕是舍本逐末，南辕北辙。
日本的管理层未必不明白，没有结构性改革，仅靠宽松货币政策，经济不可能回到增长轨道上。小泉纯一郎在任时曾不顾朝野反对推动经济改革，但国家和社会都有巨大惯性，日本很快又回到老路上。
美国、日本和欧洲实行量化宽松不同的结果，对我国有很大的启示。宽松货币政策只能用于解决短期内的金融危机，甚至刺激的财政政策也只能化解短期内的经济危机，长期经济趋势只能依靠经济本身的活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台了“四万亿”刺激政策，财政、货币、贷款政策齐发力，虽然短期内让经济重回两位数的增速，但今天的产能过剩与此不无关系。今天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的方向。但政策有路径依赖的惯性。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今年1月新增贷款创出2.5万亿的近期新高，令市场震动。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是今年五项重点工作之首，如还能持续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企业会愿退出市场吗？最近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提出对产能过剩行业实行信贷控制，主要支持高新技术等短板行业。但金融监管机构能否甄别出过剩行业和短板行业，是第一个疑问；这种甄别会不会演化成行政力量决定企业生死，进而导致寻租空间，是第二个疑问；在市场化日益加深的今天，金融机构能否确保资金不通过各种渠道从短板行业流向过剩行业，是第三个疑问。从经济史上看，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相近的是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而“里根经济学”发轫于保罗·沃尔克的货币紧缩，把联邦基金利率推高至13.5%。在货币宽松的情况下，企业又能在既有的轨道上运行，产能无法出清，生产要素无法再次组合，供给侧改革的难度只会更大。
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百年大计，如果能落到实处，必将大增我国经济的长期活力。只是，知易行难，中间还有无数的障碍需要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