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撰文指出，根深蒂固的低通胀正演变为通缩的风险，以及产出增长长期停滞的风险，至少和上世纪70年代的通胀问题一样严重。如果想要应对这些风险，现在也需要转变政策范式。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以下是一个阐释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目前所面临挑战的思维实验。
试想在一段短暂的时期里，从指数挂钩债券市场或通胀掉期市场来推断，工业化国家的通胀预期上升了近50个基点，达到远高于2%目标的水平，同时从较长时期来看预计还会有更大幅度的上升。
试想一下，在同一时间里，通胀预期的调查数据，比如由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ofMichigan)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YorkFed)得出的结果，也在迅速上升。
试想大宗商品价格也在飙涨，而美元经历了15年一遇的贬值。
试想市场所预估的美国未来货币政策比美联储(Fed)本身的政策预期要紧得多。
试想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数据正在加速上升，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指向了全球范围内的繁荣。
试想不会有什么严肃的举措即将出台以减低赤字。
最后，假设官员们基于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curve)模型的主张，对当前的政策环境感到满意。该模型预测，由于失业率和价格上涨之间应有的关系，通胀将随着时间推移趋向目标值。
我认为可以合理地断言，人们会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普遍担忧政策落后于形势。人们会担心，随着通胀预期变得失去控制，很多事物都处于危险之中，进行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恐怕是适当的。
关键问题在于，如果不仅放任通胀暂时上升，还任由通胀预期转向高于目标的水平，代价可能非常高昂。
目前我们生活在与刚刚描述的假想完全相反的世界。通胀预期的市场衡量指标一直在下滑，美联储偏好的通胀衡量指标目前所处的范围是，未来10年通胀率为1%到1.25%。
欧洲和日本的通胀预期更低。调查数据表明近来数月出现了大幅下滑。大宗商品价格处于数十年来的低点。美元在过去18个月内的升值速度在其币值大幅起伏的过去40年里只出现过两次。
美联储的最新预测主张利率会在接下来2年内上升近2%，而市场预测利率仅会上升约0.5%。
对美国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这6个月期间的增长率，共识预测仅为约1.5%。美联储还基于无法让大多数外部观察者信服的模型预测通胀会回归2%的目标。
即使现在的情况和我设想的情形明显存在对称性，两种情况下的市场情绪也完全不相像。
尽管从近期二十个大型经济体在上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来看，现在显然存在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严重焦虑情绪，但没有证据表明政策制定者在采取有力行动，在通胀预期下滑至目标水平以下之际重建他们的信誉。
在这个只要再发生一次重大负面冲击就会进入全球衰退的世界，各方为刺激需求而达成的一致即使存在，也是很少的。央行官员们传递出一种感觉，即在提振增长、或者哪怕只是提高通胀方面，他们能做的相对而言已经所剩无几。市场对日本负利率举措的极为消极的反应加强了这一讯息。也没有谁宣布有什么提振增长或者回归通胀目标的非货币政策的重大举措即将出台。
或许这不应让人感到惊讶。上世纪70年代，政策制定者花了数年时间才认识到他们在通胀方面落后形势有多远，进而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调整。
在所谓的需求不足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很久以后，政策制定者仍旧担心这个问题。当年遏制通胀的最初尝试过于小心翼翼，无法起到效果，只是后来通过非常坚决的政策才取得了成功。关键的一步是放弃认为问题本质上是结构性的，而非由宏观经济政策造成。
如今，根深蒂固的低通胀正演变为通缩的风险，以及产出增长长期停滞的风险，至少和上世纪70年代的通胀问题一样严重。如果想要应对这些风险，现在也需要转变政策范式。
重要的政策要素很有可能将是以下二者的结合：利用超低利率所创造的机会进行财政扩张，和在极端情况下进行进一步非常规货币政策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