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各国征战不断，税收收入无法满足大规模军事开支的需要，不得不求助于金融手段。议会民主制的确立使政府信用得以增强，国债能以较低利率大规模发行。
钱穆对比中西方历史时有句名言：“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这句话意境很深，先生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华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着精神。剧本每一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而诗只在和谐节奏中转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
钱穆做出以上判断，并没有说明背后的原因。我以为这种东西方差异，可归之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欧洲海岸线很曲折，五个大半岛及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斯堪的纳维亚山等，将欧洲分隔成为许多分散的小型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得足以长期控制其他地区，因此每个地区长期保持相对独立。即使爆发战争，由于天然屏障阻隔，谁也无法将对方完全占领，只能形成势均力敌的战略相持，各国时常维持较高的军事开支以应对外部军事挑战。欧洲还有两个岛屿，不列颠与爱尔兰，面积足够大，能维持政治上的独立。英国与法国长期争霸，各有胜负，却始终无法吞并对方。
我国海岸线相对单纯，而中国大陆是由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组成的一个适合农耕、且交通便利的超级大陆板块。地形自西往东、从北往南呈高低梯度变化十分显著，长城以南是广阔的华北平原，长江以南是海拔不高的丘陵地带。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势力往往来自北方，骑兵部队在冷兵器时代占有优势，所以历史上的统一战争都是从北往南取胜，少有相反的情形。在缺乏天然屏障的地理环境下，一旦战争爆发，很容易被新兴一方以压倒性优势占领，这不同于欧洲各国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这种东西方地理环境的差异，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的形成原因。
这个观点并非笔者首创，而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用来解释中国何以在科学技术原本领先世界后来又衰落的。“地理决定论”可解释很多现象，比如东西方财政金融体制上的差异。
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中国基本上就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也曾出现过三个大分裂时期，但并不占主要部分。一旦建立统一的新王朝，大多数时候维持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因此国家不需要保留大规模军队就能保持明显的军事优势应对内部用兵。而处于边疆的地区相对落后，一般情况下总是无法很好组织起来对中央政府构成挑战。然而周期性的，总会出现超越王朝力量的军事威胁（如外族入侵、内部叛乱或农民战争），这带来了王朝的更替，所幸王朝更替并不频繁，通常是在一个王朝能维持统治了一到两个世纪。一旦战争爆发，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很短时间内成败就见分晓，并不会像欧洲各国之间征战不断。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的统治者们使用财政手段就可保持一支常备军（虽然也包括卖官鬻爵、发行劣质钱钞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非常规手段）。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宋朝。当时因为有北方少数民族持续的军事压力，每年要向北方贡纳岁币，国家财政负担巨大，光靠税收无力支撑。政府因此垄断了茶、盐等商品经营权，并对商人出售茶引和盐引来增加国库收入，这其实是变相的金融手段。一般来说，当一个王朝处于和平时期，信贷或其他金融手段对军事的价值并不大，政府用当期财政收入就可解决国防开支。
然而这种体制在欧洲就不适用。欧洲历史上战争发生的频率比中国多得多，有人说：“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铁砧上锤出来的。”以英国为例，自都铎王朝（1485-1603）一直到十九世纪初，相当长时间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战争。持续不断的战事逼迫政府用尽各种手段筹措军费。谁能低息筹得更多的钱，基本上也就决定了战场上的胜败。中世纪的欧洲，国王通常用领地收入来应付日常开支，或通过出售领地、官职、称号等筹措经费，但数量有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国王以自身信用向商人借款。由于当时封建庄园是主要经济形态，贵族势力强大，国王通过提高税率来增加财政收入十分困难，战争时期要想持续地稳定地获得现金流，就不得不求助于金融手段——发行债券。
一般认为英国的国债起源于光荣革命，实际上早在诺曼王朝（1066—1154），国王就开始借款，只不过那究竟是国王的私债（crowndebt）还是国债（nationaldebt）不易区分。光荣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在英国的统治，议会加强了对预算的干预和管理，开始以特定税收为担保发行国债筹集军费。有了财政保证，政府信用得以增强，国债能以较低利率大规模发行，政府信用从国王个人信用变成了国家信用。因此，现代意义上政府债券发端于议会民主制，而这种原本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财政体制成为现代金融业产生、发展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