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下午，在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2016亚洲经济预测暨前瞻指数发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亚洲还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以下为会场实录：
主持人（何刚）：接下来我们想再请一位华人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先生分析他对亚洲经济的预测。
黄益平：感谢何主编，祝贺新报告发布，时间关系，我们留下的时间已经很少了，我简单的讲三点，三个评论，关于亚洲经济的展望。第一，我非常赞同朱民副总裁上来说的，我们看上去好像亚洲经济不是非常乐观，如果看经济预测，如果看IMF的预测，亚洲经济增长6%，全球经济增长3%，发达国家2%，这样看亚洲还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黄益平：如果趋势持续下去，并不会阻挡和改变亚洲世纪到来，所以从数据来看，而且今年真的实现6.5%，和金融危机以前亚洲新兴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没有根本的变化，但结构发生了变化，所以不是那么悲观。第二，我们的增长模式确实遇到比较大的挑战，遇到比较大挑战明显的理由，亚洲国家在过去二战以来增长过程当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外向型经济，大多数在东亚过去成功的经济都是全球化浪潮的主要获益者。
黄益平：全球危机以后，一方面是全球增长速度放慢，意味着出口市场的扩张速度会放慢。同时也在很多国家看到了全球化有一定的放缓，甚至逆转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曾经有观察家、分析师跟我说，目前看到西方国家参与选举的政客，尤其是领先的政客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像过去那样一心一意的支持全球化、支持经济开放、支持全球经济融合的政治家，可能意味着未来要想继续延续过去的依赖外向型的增长，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已经很困难了。
黄益平：也许我们以后要靠国内的需求，也许我们需要亚洲经济更多的自我合作，或者跟欧洲，或者跟其他国家找到新的增长点。第二个挑战，很多国家经过10年、20年、30年的增长以后，过去做得很成功的产业现在难以为继，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碰到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为什么很困难？
黄益平：碰到的问题就是新旧产业的交替，旧产业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架马车，出口和投资，出口背后是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背后是西北、东北资源型重工业，现在两个产业都面临巨大的困难。重工业的过剩产能和劳动密集型的高成本，意味着这两个产业已经很难支持我们的增长。
黄益平：下一步依靠什么？靠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制造业和服务业，这是我们碰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亚洲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过去看世界银行的数据，东亚经济当中很多经济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东南亚有很多国家，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几十年一直是中等收入经济，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能不能创造出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持亚洲经济、中国经济下一轮的增长？
黄益平：所以增长模式必须转变，无论是出口，产业结构也好。最后一点，走出去只有一条道，只有靠结构改革。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世界各国金融危机以后采取财政政策扩张和货币政策扩张，然后说要结构改革，放眼世界结构改革成功的不多，很多国家来来回回说结构改革推不动，货币政策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中国做了很多改革，很多学者还不是特别满意。举例子说现在碰到的产业更替的问题，核心的改革要什么？
黄益平：我们的改革政策一方面需要帮助过去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平稳的退出，一方面是支持新产业形成和发展。这里面必然面临僵尸企业如何退出的问题，面临怎样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这里面有很多产业政策的问题、金融政策和创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全世界大家最乐观的经济就是印度经济，去年我们看很多投资者对各个国家的看法，大家觉得印度经济表现最好、最乐观。
黄益平：客观的说，印度的经济表现确实不错，从结构改革来说进展不是特别大。他在引进投资，在改进基础设施方面，做投资方面有一些改善，但我觉得印度还是要面对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为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机会？过去很多人说印度以后一步迈到高端服务业，摆脱了低端的制造业，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你有几亿过剩农民在农村的时候，必须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像东亚经济一样，办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工厂。
黄益平：但印度搞劳动密度型的制造业至少有三方面的障碍。一是劳工法，可以雇人，但解雇不了人。二是基础设施，如果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需要发达的基础设施支持运输。三是税负。我觉得印度政府一直说要改革，应该说是有决心，也有希望，但目前来说，看起来进展不是很大。
黄益平：简单总结一下，第一，亚洲短期的经济展望不像我们预测的那么悲观，如果IMF的预测准确，亚洲的经济表现相对过去的表现没有明显的退步；第二，相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表现还是很出众的，如果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就会看到亚洲世纪，这没有问题。但亚洲世纪不是自动到来的，我们确实碰到挑战，挑战是因为外部市场改变了，也因为国内的产业结构需要更新，才能支持下一轮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