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迅速把其外交战略调整为巩固冷战成果，在全球推动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而对外援助就成为其在国外推广“民主”的重要手段。
冷战后期里根当政时，促进“民主”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目标。执行这一目标的重要的半官方组织——全国民主基金会就是在那时成立的。里根政府于1983年2月正式向国会提出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建议，并在国会得到了跨党派的支持。根据国会制定的《全国民主基金会条例》，全国民主基金会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民间机构在世界范围内鼓励自由和民主，包括促进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行动；推动美国民间组织，特别是工会和商业协会，与国外民间组织进行交流；及时采取措施与海外的本土民主力量合作，实现民主选举；促进与海外致力于实现民主价值的民间组织的合作，加强民主监督。
东欧剧变后，当时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政府和美国国会迅速作出反应，成立了支持东欧民主的基金，每年为东欧国家提供约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支持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苏联解体后，美国又迅速设立了“支持自由基金”。
克林顿执政时，继续推行旨在帮助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援助政策。1992—1998年，美国向独联体国家提供了3.2亿美元的“民主援助”基金。同一时期，全国民主基金会平均每年提供给东欧地区的援助为300万—500万美元，给独联体国家的援助为400万—500万美元。1993年设立的欧亚基金也用于支持一些独联体国家的“民主转型”，其每年发放的资金在500万—1000万美元之间。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为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提供的“民主援助”资金达到了约10亿美元。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对外援助政策的特点之一就是将美国的对外援助与“民主援助”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促进受援国的“民主化”当作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根据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制定的《战略计划》，美国把对外援助的目标设定为“促进民主和良治的发展，包括公民社会、法律和规则、尊重人权和宗教自由”。2002年3月乔治·沃克·布什宣布，美国将建立“千年挑战账户”，为符合下述条件的国家提供援助：公正的治理、人民福利的提高、努力建立自由市场经济。
在奥巴马时期，自2012年起，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不但把支持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运动”提升为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还采取了各种措施推动有关国家的“民主转型”，试图通过教育、经济、科技和医疗等渠道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制推广到这一地区。对外援助也成为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奥巴马总统明确提出要把正在经历“民主”过渡的埃及和突尼斯树立为中东地区新的“民主”样板，并优先为这两个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
2011年3月，在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垮台的一个月后，美国很快承诺向埃及追加9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2011年5月，奥巴马明确宣布其政府打算支持中东、北非地区的“民主转型”，同时宣布了一系列在该地区促进“民主”的措施，许诺将为埃及减免10亿美元的债务。美国的民主援助资金也增加了，2012年除了1亿美元的经济转型援助外，美国还通过国际开发署向这一地区提供了6500万美元的民主和治理援助，其中大部分用于对选举和政治过程的支持，另有6000万美元给予了非政府组织。2012年9月，在美国驻埃及大使馆遭到袭击之后，奥巴马宣布，美国将为新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府提供4.5亿美元的援助，主要用于支持埃及经济。
2012年9月，奥巴马政府在2013财年的联邦预算建议中提出了一个支持“阿拉伯之春”的计划，准备给予发生过抗议运动的国家超过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的7.7亿美元将用于建立一项“中东和北非刺激基金”。政府还资助半官方机构及海外私人投资公司20亿美元，用于支持对这些国家的私人投资。2012年3月，国务卿希拉里宣布，突尼斯将得到美国1亿美元的援助来帮助它偿还债务，美国希望这将使突尼斯政府更加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在‘阿拉伯之春’的诞生之地显示其成功”。
美国增加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民主援助”，主要是通过“中东伙伴关系计划”来执行的。奥巴马政府继乔治·沃克·布什政府之后继续支持这一项目，向国会要求增加8600万美元用于“公正和民主的治理”项目，该项目的内容包括：在埃及进行选民教育、在波斯湾地区开设司法改革研讨班、在也门开展妇女识字运动，以及在美国和中东的大学之间建立联系。美国还打算通过发展援助来改善教育，使这一地区的青年与外部世界有更密切的接触。
然而，美国利用对外援助来“促进民主”的做法存在着以下弊端。
第一，从理论上讲，西方民主制并不是所有国家发展的归宿。事实已不断证明，由于世界各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民族和社会构成以及政治文化传统，它们的发展道路必然呈现出多样化，它们也必须选择适合于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伊拉克、阿富汗甚至乌克兰的经济和政治现状都对美国一味推行西方民主制的做法是一个极大的嘲讽。何况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华盛顿共识”开始受到普遍质疑，就连曾经提出“历史的终结”观点、认为世界各国都会最终走向西方民主制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开始担忧技术革新和全球化正在侵蚀美国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衰落将可能动摇美国的自由民主制。
第二，美国提供援助的一些具体做法与其目标存在矛盾。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精心设立的“千年挑战账户”为受援国规定了如此之高的门槛，使得有资格获得援助的实际上只是那些并不需要援助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有了良好的管理。
第三，在许多情况下，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援助未能达到预定效果，对“阿拉伯之春”的援助就是其中一例。美国的援助并没有增加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好感，而且，对埃及的援助计划在美国国内还受到了质疑。质疑者认为，穆斯林兄弟会主导下的埃及新政府越来越不像一个“可信任的民主政权”。
第四，美国对外援助并没有换来受援国对美国的忠诚。2012年9月，在29个国家爆发了反美示威游行，所有这些国家中都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这29个国家在2008年至2010年从美国共得到了290亿美元的援助（不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国家在这三年中得到了440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在这些国家中，仅有土耳其一个国家在联合国一半以上的投票中支持美国；另有4个国家在25%以上的投票中同美国站在一起，即格鲁吉亚、乌拉圭、秘鲁和萨尔瓦多。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对外援助除了具有道义因素之外，还带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常常被当作实现美国外交战略目标的手段，其目的或是为了促进受援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经济、政治制度，或是为了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扩大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同时，我们在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时，应当对自身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持有足够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