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美联储推迟加息决定，意义非同寻常。不仅是出于国内经济的需要，更是对货币政策外溢性充分考虑，在东道主中国引导下的各国央行在G20框架下寻求全球宏观金融治理协调的新成就，有利于为稳定全球经济、支持结构性改革换取时间。
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Yellen)3月29日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演讲中称，全球经济存在风险，美国经济数据喜忧参半，美联储加息应谨慎。这一偏鸽派的态度打消了近日美联储四位官员纷纷发表鹰派言论引发的市场对于4月加息的担忧。并与两周前美联储议息会议暂缓加息口径一致，当时美联储已下调对全年加息次数暗示从4次降为2次。受此消息影响，隔夜美股、黄金、美债齐涨，美元全线走低。
美联储加息推迟与美元走弱符合笔者早前预期，是利好各方的举措，不仅有助于减轻新兴市场国家动荡，缓解人民币大幅贬值压力，支撑大宗商品价格，甚至对防止美国经济下滑也有益处。
除此以外，不难发现，自今年2月底上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后，全球央行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由中国央行率先降准，全球各主要国家央行相继释放宽松信号。除了美联储暂缓加息以外，欧洲央行不仅下调存款利率且将QE计划的每月购买资产规模扩大至800亿欧元，新西兰央行降息，挪威央行降息，日本央行维持负利率并强调必要时加大宽松。澳洲联储、韩国央行也表态要继续宽松。
从这个角度而言，此次美联储推迟加息决定，意义非比寻常。不仅是出于国内经济的需要，更是对货币政策外溢性充分考虑，在东道主中国引导下的各国央行在G20框架下寻求全球宏观金融治理协调的新成就，有利于为稳定全球经济、支持结构性改革换取时间。
具体来看，为何说引导美联储货币政策更加注重外溢效应、关注全球金融风险是G20框架下的全球金融协调的新成果？
首先，美联储暂缓加息有助于平稳新兴市场金融动荡。可以看到，美联储本轮加息预期落地前后，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历了剧烈的金融市场动荡。伴随着前期美元强势升值，从2014年上半年不足80上涨到前期高点100左右，涨幅超过25%，同期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与港币亦遭受大规模做空，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债市也遭到洗礼，全球金融动荡风险加大。G20会议后，各国央行宽松的框架最终将美联储纳入，对于缓解新兴市场国家资金外流、降低人民币贬值压力以及稳定全球金融市场是个利好。
其次，美联储暂缓加息也能使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得到支撑。虽然当前美国面临通胀担忧，但核心通胀为1.7%，仍低于2%的通胀目标。而欧洲、日本抗通缩任务依然严峻。美元与大宗商品走势此消彼长的趋势已经被实践数据广泛证实，如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量化宽松美元长期弱势之时，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便持续上涨。而自2014年上半年以来的美元走强与大宗商品走弱也高度相关。伴随着近期美元回调，BDI指数见底回升，大宗商品价格得到一定支持，无疑是个积极信号。
再有，美元走弱对美国自身而言也非坏事，推动阻力较小。不难发现，当前美国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尽管就业数据美观，但颇有滞后性。去年四季度GDP终值1.4%，虽高于预期与初值，但远非经济可持续复苏的表现。企业利润出现了逐步下降趋势，特别是能源板块大幅下挫，航空和汽车领域出现衰退。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与出口看似也难以承受强势美元的冲击，2015年美国贸易逆差创四年来新高，ISM制造业指数如今也处于50%分界线以下。美联储鸽派表态说明其对经济数据与全球金融风险的担忧，使得加息步伐放缓成为可能。
此外，一定程度的弱势美元对欧日而言也非不可承受。前期有质疑认为，全球主要经济体难以在汇率协调方面达成一致。毕竟如果美元贬值，相对升值的经济体如日本和欧元区必将蒙受损失，各方利益很难协调。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轻视了弱势美元对全球宏观和金融稳定的好处。近期日本央行负利率、欧央行降息之后，对应的日元、欧元反而大涨，背后反映了全球投资者避险与恐慌情绪空前的加大，在笔者看来，即使是日元、欧元一定程度的升值也非不可接受，年内日元兑美元100-110左右，欧元兑美元1.2-1.3，是可以预期的，二者可以从全球稳定和增长中获益。
最后，美联储暂缓加息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去年9月与今年3月美联储在推迟加息的理由中都提到人民币汇率稳定与中国经济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美联储对货币政策外溢性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全球经济与金融影响力的提升。考虑到前期人民币遭遇大幅贬值压力，美元走弱也为稳定人民币汇率、降低金融市场风险提供支持。同时，外部环境稳定对于今年中国稳增长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机会。
总之，全球央行协调稳增长，美联储改变既定加息计划，加入全球宏观金融治理的大框架来是中国作为G20东道主对全球经济作出的巨大贡献。当然，货币政策有不能承受之重，当前发达企业大量囤积现金却投资乏力，日本央行负利率、欧央行降息之后日元、欧元兑美元反而大涨，都显示宽松货币政策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从这一角度而言，若要全球经济真正走出危机泥潭，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各国更为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