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社会中，政府往往急于掏钱给老年人。德国政府不仅没有降低退休年龄门槛、以此减轻政府养老金负担，反而在最近宣布将福利上调5%——这是自1993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而实际上，与现在不同的是，1993年的德国正处于通胀之中。去年上台的波兰新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其中之一便是降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门槛、增加福利。
在公共预算吃紧的当下，这一趋势乍看似乎有悖常识。英国政府的做法就有所不同:该国削减了残疾人津贴（尽管有一名内阁部长以辞职进行抗议）。这种压倒一切的提高老年人福利的趋势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政治。
随着欧洲和日本人口逐渐老龄化，人口金字塔正在迅速翻转——而一场代际战争（是的，并非阶级战争）正在浮出水面。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就在投票箱边上——老年人赢得选举，年轻人待在家中——战利品就隐藏在国家预算中，隐藏在教育、养老金、医疗保健和税收体系中。在这种冲突下，长期以来为社会和政治稳定打下基础的代际间协议，被打破了。
保守派哲学家埃德蒙德·伯克（EdMUndBurke）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他认为社会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契约，也是“死去的人”和“尚未出生的人”之间的契约。对于现在流行的政治立场——优待现在这代人，而不是将来那代人——伯克抱有怀疑态度。福利经济学之父亚瑟·庇古（ArthurPigou）认为，国家应当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社会契约中暂时缺席的那些人，但这一观点似乎太过理想主义了。政府会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以当下活生生的真人选民为代价，去为一群“不认识的人”做托管人呢？
然而，“关注当下”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在劳动力迁移的大背景下，其后果尤为严重——投票箱旁的输家，也就是年轻人，会祭出另一种武器:他们的双脚。在由“老人政治”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年轻人通常会选择尽可能快地离开。而因为年轻人在教育上接受了广泛的补贴，所以，当他们离开时，他们也一并带走了原本可以用作于支付他人退休金的资源。换句话说，他们留下了一堆债务，而没有了他们，这些债务将变得更加难以偿还。
这种趋势又得到了国内经济机会不足的推波助澜。在上世纪中期，快速增长的经济意味着，每一代人的未来将比上一代人更好。但是现在，放眼望去皆是经济萎靡、相关预测也都是停滞不前，这让“更美好未来”的许诺变得可笑。
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地中海国家，当然欧洲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另外还有北非——年轻人失业率已创下历史新高，这是宏观经济政策漏洞百出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糟糕至极的结果。在年轻人一定会离开的情况下，再在教育上加大投入似乎是种浪费。而随着教育的式微，随迁移人口一起离开的人力资本投资似乎是减少了——可留下的人力资本也一同减少了。
一个更好的办法是:通过更好的政策来逆转年轻人“出走”的趋势。正如上世纪末的爱尔兰，用快速增长的经济吸引上世纪80年代“出走”的那批高技术人才回到国内，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不过，要让此种反转发生，流失年轻人的这些国家必须更加开放、更加创新——这并非不足一提的成绩，特别是在老年人掌握政治话语权的背景下。
优待老年人、苛刻对待年轻人所将伤害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全球范围内的环境破坏或许是一个最生动不过的例子:生活在今天的中年人是如何在不管不顾未来年轻一代甚至数代人的情况下做出了种种决定的。
比方说，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全球变暖会让未来几代人背上沉重的负担。尽管这一负担到底有多重尚未有统一定论，但有一点很清楚:这种负担是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小小投资而得到大大减轻的。可是各个国家依然没法去做出这种小小的投资。等到不得不实施各种调整之时，这将成为下一代人的问题——而且需要花费大得多的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这代人是在对之后的几代人课税，而后者早已被剥夺了生存的机会。一些评论人士甚至用更残酷的方式来描述这种负担，称现在这代人是在“殖民未来”，就像过去许多欧洲殖民者一样，现在这代人掠夺了这个世界的资源和财富，并在身后留下一处又一处荒原。
如果你会说，或许现在这代人会有利他主义行为呢？那我劝你还是不要天真了。是的，在今天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下，很难期望人们会优先考虑未来几代人的福祉。目前来说，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好处，暂时还能盖过年轻人对自私、自满的老年人的反感和厌恶。问题在于，当国外的机会比国内好不了多少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