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5月4日特朗普（DonaldTrump）在印第安纳州赢得初选、稳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同时，一项新出炉的民意调查称，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支持率分别为41%与39%。去年10月以来，特朗普在该民调中首次领先于希拉里。
也许，美国的企业部门正享用的全球的流动性盛宴，就会因此走入尽头。过去企业管理者所熟悉的大量的现金窖藏，离岸的避税分支，源源不断的回购……轻松管理资产负债表的日子似乎就此远去了。
如果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上台，并如他们所宣称的要还清政府性债务、削减政府预算开支（编者注：关于特朗普的财政政策观点市场有不同认知，也有评论认为实质上将会导致赤字上升），那么下面这张图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
是的……(私营机构和一般政府预算的资产负债扩缩方向)几乎完全对称，这张图来自于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StephanieKelton的PPT，他认为政府的预算赤字等于非政府部门的盈余（也可以以贸易的视角来理解，政府的逆差=私人部门的顺差），所以……债务上限其实同样将封锁了私人部门的盈余空间。
私人部门的盈余最终反映在企业惊人的利润及现金储备上。而显然，对于这种情况，当局不想袖手旁观。OXFAM（乐施会）在题为BrokenattheTopHowAmerica’sdysfunctionaltaxsystemcostsbillionsincorporatetaxdodging的报告当中列举了一系列数字，指出了美国的大企业现有的避税手段损害了平等。
过去五年，下半区（50%）的总财富规模下降了一万亿美元，62位个人财富与36亿人的财富持平——这几乎是半数全球人口。而在2010年，半数人口的财富与388位富豪相等。
2008年至2014年间，美国的前50大企业每缴纳1美元的税收，就可以获得27美元的联邦贷款、贷款担保及救助。而对应他们获得的总额为11.2万亿的联邦贷款、贷款担保及救助，他们只花费了26亿美元用于政治游说。
前五十大企业总共在2008年至2014年间挣取了4万亿美元的全球利润，但通过使用离岸避税天堂，他们只支付了26.5%的税收，而名义税率则为35%，在这50家公司之中，仅有5家足额缴纳企业税。
据测算，总计1.4万亿美元窖藏在离岸的避税分支机构，这些机构的数量超过1600家，而对它们的披露要求却比较薄弱。
税收天堂占据利润的比例接近20%，当局垂涎这笔巨款需要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幌子，而这个幌子，则可以拿资本市场上的资本配置以及现有的经济目标来做。“我们需要更多的私人消费，增加工资，增加劳动收入比率，有利于通胀预期的回升”，这看上去也合情合理，当伯南克在做“直升机撒钱”的科普的时候，脑袋里想得，莫不过是给人民大众的口袋里添一笔钱，而对于那些“再分配”的爱好者来说，如果这笔钱不需要央行通过资产负债表的把戏来完成，直接掏企业部门的口袋，做一个“存量转换”，又避免了所谓财政货币化，也是化解矛盾的一种选择。
自皮克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炮走红以来，经济平等的问题又被推至风口浪尖，而研究机构对于平等问题的考虑也变得愈发深邃——不再追求简单的结果平等，而是纳入了义务平等的考虑——如果你享受了相比于私人更多的保护，那么你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对于银行部门而言，躲不过的是更多的监管约束，若放眼至更广泛的企业部门，你会发现，银行业只是各国当局棒打出头鸟的目标——当我们在探讨企业部门的离岸税的时候，和我们讨论影子银行银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当局最不乐意看到的就是“表外”与“脱媒”。随着巴塞尔III的条条框框被相继引入，企业部门的离岸狂欢，也是逃不出当局的法眼的。
企业部门的资本配置受到当局及监管机构的诟病，就是因为千篇一律的“股票回购”，把现金返还给投资者并没有在经营本身创造任何的价值。截至今年前三月，回购已经超过了1180亿美元的规模（数据来源为高盛），相比于上文提到的1.4万亿现金，这个数字并不夸张。但我们需要看看股票回购占到美股资金净流入的比例，来直观地感知回购规模的可怕。（图片来自高盛，2016年为高盛预测值）关于股票回购的同类研究，还可以参见《哈佛商业评论》和麦肯锡都首肯的研究《只有利润、没有繁荣》。
是的，除了企业以外的流入总量是负的——那些中东的买家受到了原油跌价的影响，美元积累速度放缓，资产配置需求也下降；而对于其他海外买家而言，持续下跌的美元也不是好消息。
现有的企业资本配置倾向于并购与股票回购，前者简单粗暴，后者则带来了每股收益的提升，资本结构的改善（负债成本太低），往往相应地带来股价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资本结构的改善同时可以降低企业的缴税量，因为利息支出是可扣税的，但是分红不行。持有大量的现金也需要缴纳税收。
流动性盛宴给了企业稳健的资产负债表和大量的现金，但资本投资的比例相比于并购及回购则是小巫见大巫。（图为固定资产形成总值，目前水平与21世纪初持平）
联邦政府研发开支预算逐年缩水
企业的现金使用对资本市场的青睐最终间接地带来了不平等的问题，BIS（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认为导致财富分布不均的货币政策通过居民部门的资产和负债端起效。收益率曲线的低迷促使金融资产估值高企。其二，一些非常规货币政策则有着明确的资产定价目标（托底股市）。自2010年以来，高的股票收益是最主要的顶端分布的净财富增长的驱动力，这个数据是股票持仓近占到7%的财富水平下得出的，而在美国，股票配置比例达到了25%。
而我们口中的无产阶级，其资产配置当中几乎没有闲暇的钱财用于资本市场投资。最终，流动性的分配不平等，最终加剧了全球的财富分配的畸形化。在这个货币分配的闭环当中，央行、政府、企业三者都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仅有底层劳动者，受制于工资增长的缓慢以及融资来源的有限性，财富积累大大落后于其他部门。
伯南克在《TheCouragetoAct》中提到，大萧条时的联储需要对之后的极端阵营上台负责，因为联储对于危机“做出的行动不够”。而放眼当下，美国大选近在眼前。而几位耳熟能详的参选者……桑德斯，希拉里，克鲁兹以及特朗普都对当下的税收及财政支出政策颇有微词。共和党人要求减税、减开支，维持预算平衡；民主党人则毫无悬念地主张加税，进行财富再分配。毫无疑问地是，无论是谁上台，财政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于投资者而言，我们必须把目光放回到企业与当局间的博弈了，因为底层的躁动不安和诉求终究是大选参选者想要利用的武器。而当美联储挣扎于货币政策的鹰鸽陷阱之时，或许我们应当换一个角度。关注财政政策，而毫无疑问地，财政政策如果受到债务上限的约束，则必然是存量的再分配，而倘若联邦政府继续赤字政策并叠加税收微调，可能是更平稳中庸的选择。企业部门若因财政政策受到冲击，美股市场也恐难以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