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班农”时代的班农影响力不可小觑
八月下旬，美国夏洛茨维尔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对种族主义者在示威游行中发生暴力事件，之后，特朗普政府的首席战略官、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伟大的操纵者”（TheGreatManipulator）斯蒂芬?班农离开了白宫。他是特朗普诸多反全球化、反建制、反移民等政令的幕后推手，也是美国保守主义和另类右派（alt-right）的领军人物。在白宫西翼做特朗普幕僚的日子里，美国媒体称他是“特朗普主义”的真正缔造者；而他离开白宫后，《华盛顿邮报》更称真正的权力已经转移到白宫之外，暗示其对特朗普政府的实质影响。白宫上演的“宫斗剧”以特朗普女婿贾瑞德?库什纳及其温和中间派的胜利告终，但这场权力的游戏似乎离大结局还远。
班农自去年八月加入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到为特朗普就职演讲捉刀，任职其民粹主义议程的总设计师，再到去职，体现了特朗普时代共和党内外的深层分裂。尽管离开了白宫，在幕僚长约翰?凯利不在身边的时候，特朗普还是会打电话给这位“好朋友”，听取他的意见。这为班农此前所说“我们为之奋斗并成功的特朗普任期已经结束了”这句气话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班农离职意味着白宫内倾向于延续建制派议程的成员取得了表面的胜利，但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始作俑者还在搅动舆论，甚至直接影响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作为前保守派和另类右派领军媒体平台“布莱特巴特”新闻的掌门人，班农为自己贴上了诸多标签，如自诩“列宁主义者”，“达斯?维达”（电影“星球大战”系列中的大反派），和里根总统的崇拜者；其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教育背景，以及广泛的阅读所带来的知识精英光环，让他成为全球主义（globalist）知识精英的公敌。在他看来，美国应该恢复白人为主、宗教传统仍受重视的社会状态，因而所有对这一目的构成威胁的都应该受到打压，它们包括伊斯兰、非白人移民等，还包括对白人为主的“红脖子”社会底层生计带来消极影响的建制派裙带利益集团，及国际贸易获益者中国。
以民族主义为切入点，单纯批判班农的政治主张是无力的，在少数族裔生育率高过白人且移民群体竞争力普遍更高的情况下，他的政策指导思想符合人们对美国“白人主体”的想象，亦能获得中下层民众的直观认同。对华尔街和政府的眉来眼去、水乳交融，班农为草根说话，支持茶党（TeaParty），支持“占领华尔街”；对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价值观，他站出来表示SarahPalin这样以家庭为重的女性是榜样，并嘲讽那些拥抱自由价值观的女性为神经病；面对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扩张的不明确联系，他大力推动“旅行禁令”；而对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成功”，他力主内外兼修的策略：国内提高竞争力，对外则主张贸易战。
如果我们审视班农推动的一系列政策，考察这些政策背后的动机，甚至会产生一些优越感：原来我们一向以为的崇高理念、卑劣政治（LOFtyideas，lowpolitics）竟然也会卑劣到“路边社”杂谈的程度。抛开优雅政治的术语、黑话和范式，竟然贸易战就是因为中国制造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竟然恐怖袭击频繁就是因为穆斯林移民涌入；竟然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变大就是因为华尔街与白宫沆瀣一气；竟然美国不愿再为“北约”买单就是因为欧洲和美国隔着一个大西洋，等等。在政治学的门外汉为自己能够无障碍理解班农而窃喜的同时，他们应该警惕这种简化叙事的危险：提纲挈领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事物的一种有用方式，但提纲并不包括知识的细节，也不能解释隐藏在细节之中的魔鬼。仅以贸易为例，特朗普和班农鼓吹中国是中美贸易中的不公平的赢家，还呼吁要让美国重拾制造业，创造蓝领工作机会。然而事实是，中国才是“冤大头”，依靠长期徘徊在价值链下游所带来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加之以不可与美国同日而语的劳动力待遇和权利保护（或者说“低人权优势”），我们走到了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但平心而论，中国的“剧本”交给美国人民来演，恐怕演员工会都要罢工到美国社会瘫痪了。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班农所代表的是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时期的“孤立主义”。1823年詹姆斯?门罗总统提出后来被称为“门罗主义”的经典表述：“在欧洲列强的战争中，事关它们自身，我们绝不参与且我们的政策也决不允许我们参与其中。”从建国初期即明确表示拒绝卷入欧洲大陆政治，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对盟友隔岸观火，到二战初期大发战争财，再到“柏林墙”都树立起来了而肯尼迪总统及其幕僚还在犹豫不要惹怒赫鲁晓夫，每一次孤立主义的回潮都是在和平繁荣时期进入稳定阶段的中后程，而且结果往往是更大的危机。赖美国之力建立起来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和以“华盛顿共识”为框架的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允许孤立主义的短暂兴起，而更可怕的是，班农在对国际干预和国家建设持怀疑态度的同时，还旗帜鲜明地宣扬“犹太教-基督教西方世界”（Judeo-ChristianWest）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对立，这不啻火上浇油。
一个多元的社会必定是多种理念共存的社会，其中不乏一些“危险”的理念，尽管所谓“危险”要考虑其时代和社会大背景。而每一个特定时期，在理念的竞争过程中，占据主流的都会对“非主流”理念产生压抑甚至遏制，其目的是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女性选举权就是这样一种“危险”的理念；上世纪中叶的美国，黑人的公民权也是这样一种“危险”的理念。然而这些“危险”的理念与班农这样的硬核右派（美国政治右派与中国相反）所鼓吹的反全球化、反国际贸易、反移民、反平等权利等之前存而不论的禁忌是具有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别的：现代社会进步的核心价值是开明的（lib-eral），而反进步的理念则都是反自由的。也难怪美国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精英对班农百般嘲讽。
离开白宫后，班农对政策发挥的直接作用将减小，但其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力不可小视，至于特朗普脑子里的班农影响力有多大，恐怕“特朗普主义”将延续到特朗普任期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一点能够说明问题。报复心极强的班农借助一位朋友表达了对“所有反对美国人民意志的人都将被曝光和追责的”的决心，而揭开的装满各种尖锐社会问题的罐子也没那么容易重新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