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梅此前承诺对政府的住房战略担起“个人责任”，宣布新的改革，以期帮助住房协会进行融资。两周过去了，伦敦市市长将公布他的伦敦计划的草案，把英格兰首都的住房目标提高55%，即每年新建住房达到64935套。
市长面临的挑战也反映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今年截止3月，发出住房许可30.4万套，但只有16.2万套开始动工建设。这也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规划部门并不建房子，他们只是审批、发放许可。
解决英格兰住房危机的责任和能力最终落在政府身上。不过这里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不管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看，当局对快速、大量增加住房数量的动力并不是太足。
成功的竞选拉票活动瞄准的是那些具有最多选票的人士。这取决于两个因素：参加人数和支持者规模。在英格兰，婴儿潮一代在这两方面所占的数量都是最大的。尽管年轻人和那些感到被执政精英剥夺权力的人表达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政府政策倾向于使那些55至75岁的人士受益，而他们最有可能是有房一族。
英格兰脆弱的经济增长需要靠家庭开支来巩固，这方面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3%。家庭开支取决于是感知财富（perceived wealth），后者与房价息息相关。房价增长使有房者（尤其是在伦敦）感觉更富有，但使租房者感觉更贫穷。如果破坏有房者这种富裕感，会造成重大的经济影响。
目前对新房屋的需求非常庞大，但是政策制定者却没有动力去满足这些需求。我们需要一个在政治上行得通、经济上务实并且承担社会责任的答案。
政府需要避免房价降低，同时又要稳定伦敦的房价。房价负担能力是一个立体性的问题，需要立体性解决方案。政府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购买能力与房屋成本更紧密结合的地区。市长对伦敦的计划可以将政策专注于为伦敦人提供真正实惠的房屋。
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正吸引投资者关注，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当选市长正准备施展各自手腕。不过，更清晰的政府领导将加快改革并提供更大的长期确定性。
投资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决策不断在制定，但经常都会受各种全国性计划和战略的影响，因此应该首先作出明确的指引。西欧各个国家都有全国性的立体空间计划；英格兰也应该发布一个。这能够明晰支出和政策决定如何相互结合，从而支持地区复兴。
上述的房市悖论令人感到压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支持英格兰各个地区的务实做法。这不应该牺牲伦敦的利益，不过要是能“撒一张更大的网”我们都将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