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在粮食总产量第9次连增的时候，玉米产量首次超过稻谷，跃居我国第1大粮食作物品种。]
[2015年临储玉米拍卖结束，共计成交玉米406万吨；而2014~2015年度，临储收购玉米8328万吨，这意味着仅玉米就净增接近8000万吨。]
历来中央政府均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最明显的标志莫过于连续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从去年开始，“高库存”成为了关注焦点。
业内认为，“高库存”的原因在于粮食深加工下游需求持续疲弱、增长乏力，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严重，企业为降低成本，导致进口量大幅增加，以及因为进口配额的限制而选择进口替代品，这些原因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供大于求的程度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多年来执行的临储收购政策。
因为执行这么多年以来，直接助涨了粮价的上涨，在扭曲国内市场价格的同时，跟国际市场脱轨。而且由此带来的财政和库存“压力山大”，尤其是伴随进入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税收增速下滑，继续维持这一政策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业内人士分析，种种现实都在倒逼着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正视执行政策所付出的代价，进而调整临储收购政策。
临储政策所带来的财政效率损失
自从2008年玉米开始执行临储收购政策，因为比较效益明显且稳定，近年来玉米种植面积逐步增加，产量也随之增加。
2012年，在粮食总产量第9次连增的时候，玉米产量首次超过稻谷，跃居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品种。
临储收购政策，采取不限量“敞开收购”方式。甚至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在2014年，东北地区玉米生霉情况较为严重的情况，相关部门将生霉粒含量的标准从2%放宽到5%。对于2%至5%之间的这部分玉米，官方“要求单独收购、单独存放，及时烘干降水，加强粮情监测，防止生霉情况加剧”。这一举措被主管部门称为“为最大限度减少农民损失，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同时合理利用粮食资源。”
那么拍卖的情况如何呢？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增速下滑需求疲软，对玉米的下游产品需求也在下滑，进而传导到临储玉米拍卖成交量积极性不高，流拍情况并不少见。当然，拍卖冷清的直接原因是拍卖价格高，鲜有企业愿意接盘。
据上海汇易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2015年4月9日开始，政府相继拍卖进口临储玉米、南方移库临储玉米和东北临储玉米，到10月30日临储玉米拍卖结束，共计成交玉米406万吨。但是2014-2015年度，临储收购玉米8328万吨，也就意味着仅玉米这一种类就净增接近8000万吨。
托市收购和临储收购政策执行这么多年以来，直接助推了粮价的上涨，在扭曲国内市场价格的同时，跟国际市场脱轨。而且由此带来的财政和库存“压力山大”，尤其是伴随进入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税收增速下滑，继续维持这一政策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业内人士由此分析，种种现实都在倒逼着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正视执行政策所付出的代价，进而调整临储收购政策。
不过，不论是官方领导，还是行业老总，均持保守态度。
吉林省粮食局局长韩福春称这一政策是“底线思维”，认为这能够保证农民的种植成果可以卖得出，确保收益，而且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
相关人员表示，国有粮食企业、各级地方粮食局是不希望取消临储政策，也不希望降低临储收购价格的。
肖非也认为，“政策初衷是好的，这是国家从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角度考虑的。”
事实上，这一“平衡术”，可以简单归纳为，中央拿出财政预算，并委托地方进行临储收购并代为保管，解决农民售卖难的问题，从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这可以被视为对农民的补贴。然而临储玉米的拍卖价超出加工企业的可接受能力，为了缓解高库存所带来的仓容压力需要去库存，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拿出一部分财政补贴深加工企业，缓解其出现阶段性的停、减产情况。
换句话说，初衷本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的临储收购政策，需要中央财政补贴。但是为了理顺市场和去库存，需要地方财政予以深加工企业加以投入配套资金。
但问题是，为什么不将这双份财政直接用于补贴农民收入，而是采用扭曲市场的方式来提高粮食价格然后再用财政补贴深加工企业熨平差价呢？
对此，有地方主管领导称，采取临储政策，保证了农民的种植效益，同时也是政治账，让农民脱贫实现小康，粮食价格高，得“迈过这道坎”，这个钱既然已经补给了农民，那么去库存的时候就不要考虑这个价格了。这意味着，在面对国内外粮价倒挂的局面时，为了前期的政治账，后期还要继续补贴来实现去库存。
临储收购政策亟待完善
去年9月，玉米临储收购价格下调以来，说明政策制定者已经对此有所认识，正着手进行改革。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也提到“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
这些动向意味着，在下一个五年规划乃至更长的时间中，临时收储制度仍要不断“完善”。去年12月末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提到，“要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政策，为农业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
针对《第一财经日报》提问“将来是否会废除临储收购政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回应称，那要看时间。“至少现在还没有说废除，即使将来不再执行，也一定会考虑兼顾两方面的利益，即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价格贴近市场，让市场发挥作用，同时还要考虑保全农民的利益。”他说。
陈锡文认为，现在不论是最低价，还是临储价，一定程度上都是把价格和补贴合在一起。未来走势是“价补”分开，价格的形成机制是贴近市场，注意保护农民的合理的利益。把改革和补贴分开之后就可以激活市场，农民按市场价卖粮，经营主体按市场价收粮，这样就把粮食市场搞活了。如果市价过低，政府要采取适当的政策，直接补贴农民，但是和价格分开。
上海汇易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分析师李强认为，政策制定的初衷是保障农民收入，但是托市收购和临储收购政策使得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大部分都用于流转环节，最多的需要经历“田间—临时收购点—中央储备库—移库运输—用粮企业”的“四进四出”，一般也有2-3个环节，可见政策效率非常之低。他说，玉米收获以后直接进饲料厂“一进一出”就可以直接到位，利于生产。关键是政策制定者如何利用市场利益进行引导。
他建议借鉴美国等国家经验，经过最高立法程序，授权政府有关部门通过甄别的若干商业保险机构，针对农民种植（养殖）农产品风险大的特点，实施价格损失保险（PLC）或农业风险保障计划（ARC）。农民可选择相应抗风险制度，政府可用少得多的钱实现保护农民利益的初衷。
“只不过就目前我国农民收入保护的法律与政策体系来说，尚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和很长的路要走。”李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