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人民币贬值后，港元也出现大幅异动，港元贬值压力从何而来？为什么现在会释放？对人民币和境内市场意味着什么？
港元汇率现大幅波动，贬值至2011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上周四（1月14日），港元对美元汇率出现剧烈波动，单日跌幅（-0.26%）创近十余年之最；上周五港元贬值压力延续，幅度也超过0.1%。
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官方承诺将美元兑港币汇率维持在7.75~7.85之间的水平，一旦触及上下限，将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汇市。一般来说，美元兑港元汇率的日均波动幅度不超过0.05%；港元连续两日异常波动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港元贬值压力由来已久。从基本面的角度看，港元的贬值压力并非一朝一夕产生，而是已经积累了较长时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2014年以来港元跟随美元走强，经济（特别是贸易、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受到明显冲击。2014年下半年起，美元指数显著走强（涨幅在25%以上），联系汇率制度下，港元与美元亦步亦趋，对多数经济体货币积累了较大的升值幅度。
与人民币不同，这段时间港元的强势缺乏基本面因素的支撑。新加坡与香港在经济属性上存在较多的可比之处，我们看到，2014年以来新加坡元兑美元贬值13.83%，而港元兑美元仅贬值0.38%。
“强港元”对香港经济基本面，特别是占GDP27%以上的贸易、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同样以新加坡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批发零售业从2014年底开始出现回暖，而香港相关产业则明显回升乏力，近两个季度更是陷入连续衰退（如图5）。
贸易、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的不景气也开始对香港的另一大支柱产业——房地产业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去年三季度起，香港的租金价格开始出现明显的回落，在“非危机”时期，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如图6）。
第二，“经济跟大陆，政策跟美国”使联系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受到怀疑。一方面，香港经济与中国大陆经济日益“绑定”：港产商品中有一半以上出口至大陆，访港旅客中有75%左右来自内地，应当说香港经济对大陆需求的依赖度已经非常高，难以承受港元（跟随美元）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外部需求萎缩压力。
不过另一方面，“联系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意味着香港的货币政策不具备独立性，只能被动地跟随美联储调整。美联储加息周期启动后，经济下滑与货币政策缺失的矛盾充分显露出来，这使得对连续汇率制度必要性的探讨和怀疑有所增加。
第三，香港楼市“泡沫化”程度较高，资本外流隐忧始终存在。从资本账户下看，对香港楼市“泡沫”破裂的担忧可能始终是一把高悬之剑。
2003年以来，香港房价几乎一路上扬，目前从绝对水平看，香港房价已经是1997年（上一个顶部）两倍左右的水平；从相对维度看，香港的房价收入比在全球主要城市中最高，租金收益率在全球主要城市中最低。
那么，为什么贬值压力会在近期释放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催化剂：
第一，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贬值一般都会刺激港元的贬值，例如“811汇改”后，港币也曾出现0.1%以上的单日下跌。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人民币走弱会强化港元贬值的基本面逻辑（如前所述，在人民币对港元走弱背景下，香港的贸易批发零售业会进一步恶化，对联系汇率制度的怀疑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是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刺激一部分以港元形式沉淀的境内资本外流。从这种意义上说，港元贬值可以看做是人民币贬值的“余震”。
第二，美联储加息后，香港资本外流压力本身在加大。那么，为何港元此次的反应比“811汇改”时更大呢？与彼时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美联储加息后，港元与美元的负利差显著扩大，香港本身面临较大的资本外流压力。当然，开年以来全球风险资产极其低迷的表现，包括恒生指数的大幅下跌可能加剧了香港市场资本外流避险的压力。
港元贬值压力向人民币反馈？不宜过度解读！港元贬值会反过来导致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吗？产生这种观点的逻辑有这样几条：一是认为港币的贬值是投机资本在“曲线”攻击人民币，担心整个“泛人民币资产”会受到冲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本周新兴市场货币整体贬值0.62%，港港元贬值0.40%，还不及新兴市场货币贬值的平均值，更像是港元贬值压力在催化因素下的一次释放，而非遭受了带有特定目的的“攻击”。二是央行可能会面临人民币与港元的“双线作战”，加剧外储的消耗。短期看港元距离“弱方兑换保证水平”（即香港官方必须干预的位置）还有较大的空间，而且香港自身的外汇储备金额并不小（接近韩国），短期不用担心香港出现外储的枯竭，甚至是对中国央行造成新的的压力。
对市场最大的冲击是风险偏好。外资机构在中国境内市场的占比并不高，例如债券市场中外资占比不过3%。相对于资金的实际流动，汇率波动对风险偏好的影响更为实际。港元前两次出现大幅波动分别是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期间，如果市场开始产生对未知“黑天鹅”的担忧，避险情绪会更重，进一步推升对债券的配置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