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南开大学教授讲自贸区
“作为国家开放战略的一部分，地方自贸区谋篇布局要有大视野。”
一个冬日的上午，在南开大学办公楼，南开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中心主任佟家栋携多个领域的教授，和上证报记者面对面，坐论中国自贸区。
在教授们看来，天津自贸区承载的使命应是服务京津冀，面向日、韩、蒙古。不过当下，天津自贸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如何衔接被认为是一个难点，但大有潜力可挖。
对外，树开放大视野
作为坐落在天津的全国重点高校，对自贸区的研究无疑是南开大学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课题，包括佟家栋教授在内的多名教授在各自擅长领域已有建树。
“韩国在天津投资企业非常多，很多高档小区都住满了韩国人，约有30多万。最近我到天津自贸区参加了一个对韩的会议，从现场情况来看，韩国人很想了解自贸区，投资意愿非常大。”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副教授刘程告诉记者。
作为服务国际贸易的平台，天津自贸区被认为是对内对外的一个重要节点。对内，天津面向京冀，对外，除了对接日、韩，天津也对接蒙古。在联合国公约中，作为内陆国家的蒙古国出海口即在天津。
“自贸区根据不同区位特点，探索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开放新模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这是大战略，是一种对外开放战略的新探索。”佟家栋教授称，中国顶层设计中的“一带一路”、多边外交、多边自贸区、国内自贸区等都是中国整个开放战略的组成部分。
实际操作中，天津也在积极推动对外战略的落地。据天津自贸区管委会介绍，自贸区已先后组织开展了30多场政策宣讲活动，听众超过1万人次。举办了英、日、韩、新等企业专场政策说明会，还赴日本、我国香港与我国台湾等地路演推介。
“天津自贸区不要把它看成就是天津的自贸区，而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是作为北方的自贸区，档次越高，空间越大。”佟家栋说，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天津自贸区可以视为京津冀对外开放的门户高地，可以将其建成京津冀对外投资中心，包括企业信息服务、风险的评估、融资等。
对内，破京津冀衔接难题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天津自贸区区别于其他三大自贸区的一大特色使命。不过，当下的关注点是，如何将自贸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有效的链接。
南开大学校长助理、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教授一直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设计。他告诉记者，“十三五”协同发展纲要对京津冀的定位是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目前公认的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人均GDP为3万美元，而北京、天津人均GPD不过1.5万美元，河北7000美元，要解决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差距，“发展是硬道理”。这也是天津自贸区的机会。
“天津自贸区作为世界级对外开放门户，肩负的任务与其他自贸区不同。”刘秉镰说，天津此前已有设立保税区和开发区，有开放基础，只不过遗憾的是，天津周边是“穷亲戚”。
天津一路往西是河北、山西、陕西，而上海周边则是发达的江浙，聚集了很多国际化企业。也因此，刘秉镰认为，从国家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天津自贸区还承担着拉动北方产业布局的使命。
使命的落地需要具体措施的推动，但自贸区如何与京津冀衔接，当前并未有清晰的路径。
南开大学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教授坦言，“京津冀规划中，环保、交通等是重点，贸易非重点。自贸区作为制度创新高地，和京津冀链起来不仅是我们研究的难点、焦点，也是国家有关部门竭力破题的问题。”
不过，盛斌认为找到抓手也就意味着潜力和空间。
借力自贸区，京津冀通关、检验检疫一体化所带来的就是发展的机遇。
来自天津自贸区的信息，实施京津冀区域通关一体化后，整体通关物流成本减少近30%。据统计，实施京津冀跨区域检验检疫“通报、通检、通放”和“进口直通、出口直放”一体化模式，通关时间较改革前平均每批货物节省0.5天，每标准箱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120元，口岸快速放行率达88%，口岸通关效率提升75%。
另外，目前正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计划在天津自贸试验区内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在近期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被列为一大重点，设立京津冀发展基金是指导意见中明确的一项政策举措。
还有一个可能的抓手是，天津自贸区向京冀扩片。近期南开大学相关研究中心承担了一项由河北提出的课题，即在河北设立天津自贸区延伸区或扩展区，如能落地，自贸区将就不局限于沿海，并将首次向内地延展。
“有些事需要我们想，有些不需要我们想，是企业自己去想的。比如有些北京的企业在武清设有机构，自贸区后，再在自贸区设立个分支机构，就把自贸区，武清县，北京总公司连成了一线，好多企业都采取这样的措施。根据统计情况看，因为自贸区来天津发展的企业，京冀占比达到40%。”佟家栋说。
初步评估：地方效率超过部委
作为独立第三方，南开大学正在对天津自贸区政策成效进行评估，其评估的判断标准有三：一、是否跟国际接轨；二、是否落地有效；三、是否能推广复制。
根据中央的意图，自贸区要为国家创新制度、试验制度。所谓创新制度即是在全面改革中的一些亮点可以在自贸区先行实验，成功之后再推广；为国家试验制度是与国际高标准、高水平，双边、多边自贸区协议等挂钩。盛斌说，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发区更多是为形成经济聚集效应以带动经济发展目标不同。
据了解，运行半年多来，天津自贸试验区首批122条制度创新已完成90%以上，第二批53条制度创新也已启动实施，9项改革经验已被国务院自贸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认可，即将向全国复制推广，区内新增企业超过14000多家。
佟家栋认为，比较四个自贸区运行，天津更像是规规矩矩，按部就班落实国家战略的自贸区，其他地方则为大胆的利用自贸区品牌和概念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教授说，自贸区要上升到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高度去理解，其中地方肯定也会考虑自己的利益，但这要拿捏好结合点，如果能良性结合就好，如果过分强调自己的利益就会“走偏”。
评估正在进行时，不过佟家栋提到的一些初步结论值得关注。
一是根据调研，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总体感受是在自贸区改革执行力方面，地方效率超过中央。
“中央部委多，协调不易，但地方对建设自贸区积极性高，会想尽办法做制度创新，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甚至一般依靠市场力量无法落地的事情，地方政府也能推动落实。”佟家栋如是分析。
二是细则落地滞后于对自贸区试验提出的要求，这也是南开大学自贸区研究中心一直呼吁的问题。
“这些都给自贸区的创新落地带来障碍，这也是今年国务院提出要加快自贸区改革的原因。”佟家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