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储急剧下降和股市、汇市遭遇双杀，让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备受质疑。
为了打破“外储下降越多，人民币贬值压力就越大、资本外流压力也就越大”这样的恶性循环，除了通过让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到位之外，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实施资本管制，甚至连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都是这样建议的。
黑田东彦上周在达沃斯论坛上呼吁中国实施更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来自阻止热钱外流稳定人民币汇率。他表示，暂时的资本管控有助于金融稳定，它将帮助中国捍卫本币，不再需要消耗大量外汇储备，同时货币政策可以再度聚焦到刺激国内消费上来。
这样的建议当然与中国宣称的加快资本账户全面开放不符。同时，也不符合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SDR）的条件。然而，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报道，中国央行不愿放松流动性以及有关收紧外汇管制的坊间传闻表明，它私下里也与黑田有一样的担忧。
“12月是一次冲击，”该报援引的一位为中国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的人士称，“外汇储备流失改变了游戏格局。”
中国央行数据显示，2015全年，中国外储下降5127亿美元，至3.33万亿美元，仅8月汇改以来的五个月中（8-12月），降幅就高达3200亿美元。其中，12月外储降幅更创纪录地达到了1079亿美元。
幸好，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指出，自量化宽松引发热钱洪流涌入新兴市场以来，IMF早已变得更加愿意接受临时资本管制的必要性。
资本管制不是一种长期解决方案，但就目前而言，它们是北京方面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可以采取的正确步骤。
从“三元悖论”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在开放的资本账户、稳定的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之间，最多只能同时得其二。但中国对于其二的选择尚未最终固定，央行仍有灵活拿捏尺度的空间。
作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货币政策的独立于中国而言是志在必得的。于是我们时常看到国家努力在资本账户开放和稳汇率之间寻求平衡，两者呈现“此进彼退”。无论是建议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到位，还是强化资本管制，经济学家们开出的“药方”也都是针对这后两者。
原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上周撰文指出，除调整汇率政策、汇率制度外，中国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强资本管制。
余永定表示，为了避免因外汇储备枯竭或汇率超调引起的金融风险的突然爆发，中国必须加强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明，资本管制是遏制资本外流和外逃的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从近期央行举措来看，稳汇率成为其工作重心，资本账户开放、甚至货币政策独立性都有一定退让。
一方面，在春节临近、外汇占款大降、年度缴税，以及将开始的CNH缴存准等“抽水事件”纷至沓来的当下，央行一再推迟降准，宁愿频繁动用多个政策工具投放超万亿规模的流动性补充市场资金缺口。
并且，央行毫不掩饰这一意图。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上周表示，“如果过度采用降准的措施，可能导致对短期利率过大的下行压力，不利于稳定资本流动和汇率。”
另一方面，中国近期还强化了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管。华尔街见闻上周二提及，中国监管层近日要求银行对人民币资金池各项业务及产品交易背景进行严格审查，同时严控跨境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净流出上限，任何时点的净流出余额不得大于零。此前，央行先后采取对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执行正常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缓解资本净流出压力。
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容易的选择，因为中国既要努力将人民币由实际上的挂钩美元过渡到自由浮动，又要保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软着陆。“他们到底打算如何从A过渡到B呢？”亚洲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的一名高管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过程。他们将消耗掉很多外汇储备，引起全球市场动荡。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