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被提到今年政府工作清单的前列。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明了2016年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并在报告中首次提出“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
去年11月初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指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金融监管框架。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建议》说明中指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这被解读为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进一步引发舆论关注。
在2013年银行间资金面紧张事件后，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宏观审慎的表述；在2015年夏季的股市震荡后，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建立在分业监管基础之上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不适应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不太能够应对重大突发金融事件的冲击。有业内人士称，这也客观上提出了对监管体系进行改革的要求，应当并立足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探索不同的金融监管改革路径。央行最新推行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PrudentialAssessment，下称“MPA”)则被业内认为可能是中国金融监管改革方向的“探路石”。
不久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对在答记者问上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表现，特别是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动荡也促使我们反思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做出调整。目前此问题还处在研究阶段。”这说明央行正在着手研究金融监管体制。
近日，就工作报告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胡玉玮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现代金融监管体制”应当包括什么?
胡玉玮：“金融风险全覆盖”主要针对由于当前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所曝露出的“监管盲区”问题而提出的。政府希望建立一个无缝隙的金融体制安全网以确保金融风险都置于监管之下。“现代金融监管体制”应包括主体、客体和机制三方面。主体指谁应该是监管者，是现在的“一行三会”还是合并，或其他模式？客体指监管对象应包括哪些，又可细分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等。机制指主体和客体的联系模式，即主体如何可以高效、便捷的监管客体。
日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放在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首位。而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更多强调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原因是什么?
胡玉玮：由于2015年我国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如股票市场，凸显我国金融监管的落后，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金融发展。而完善、发达的金融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鉴于此，《报告》将加快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放在首位。
另外，2016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实际也是2015年“实体经济服务金融服务”的延伸，即2016年的主要任务放在如何提高效率，而其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毫无疑问也是其重要内容。
日报：目前业内一直有着这样的讨论：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金融结构和金融环境，中国亟待突破既有的思路，中国更须有“大金融”的治理框架。你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胡玉玮：我非常认同“大金融”理念。长期以来，全球(包括我国)的金融研究局限于金融本身，并过多聚焦于微观层面。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之前金融研究的局限性。根据“大金融”理论，我们应当将微观与宏观、金融与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统一考虑，这样才能避免过度金融虚拟化导致的实体经济空心化。以上现象实际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我国2015年股灾的根本原因。
日报：早前有市场人士认为，央行需要一手减负，一手加责。所谓加责，即央行应该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加强与市场沟通等；所谓减负，则是应该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协调推进改革，不应该过度承担改革与发展之责。如何理解减负和加责?
胡玉玮：第一、加责，特别是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减负。过度承担改革与发展之责是不对的，但如果适当，应该是可取的。实际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论点，即央行是否应该保持完全独立性?目前海内外理论界对这一观点仍没有统一结论。我个人认为，特别是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央行政策适度承担改革与发展是符合我国现状的。
日报：此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保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焰为今年“两会”准备的提案中建议，以提高统筹监管能力和全面风险管控能力为方向，以“一行(央行)一委(综合金融监管委员会)”的模式。你是否认同以上模式，或者你认为是否有更优的模式?
胡玉玮：整合目前“多龙治水”的金融监管体制是防范类似我国2015年金融市场动荡的重要手段。我认为，未来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如何整合、优化各个监管机构的功能，使之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而不是简单的“一并了之”。鉴于此，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合三为一”未必会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问题。另外，在此模式下，如何协调央行与“综合金融监督委员会”在银行领域的监管协调将是个挑战。此外，一个大而全的“综合金融监管委员会”可能会因为缺乏相互约束而更加官僚，更加低效。另外，也可能压制金融创新。
维持现在监管机制不变，在更高层次建立“一行三会”高效、务实的协调机制不排除是当下一个改革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