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吹风会，邀请了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债务率分析及对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此前不久，国新办还邀请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介绍中国债务水平等相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这两次吹风会传递了相似的信息：整体来看，中国的整体债务和杠杆率不高，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债务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有关部门会积极应对，防范并化解风险；但快速去杠杆可能带来新的风险。综合这些信息，我们认为，应对债务问题的正确策略是先控制、再消化，现在完全没有必要恐慌、急躁，不需要也不应该追求在短时间内就化解债务风险，而应该先控制债务规模，再用一段较长的时间逐步消化债务问题。
为什么说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呢？
首先，从总体杠杆率（总体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来看，还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李扬和有关部门都有对杠杆率的计算，我们在这里使用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以便于进行国际比较。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5年末，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总体杠杆率为254.8%，美国为250.6%，欧元区为266.3%，G20为237.1%。我国的总体债务风险并不比美国和欧元区高。考虑到我国经济增长还比较快，如果能够控制债务余额的增长速度，几年后总体杠杆率是可以降到G20平均水平之下的。
其次，从债务人结构来看，偿还能力是比较强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5年末，我国政府部门的负债率（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GDP的比例）为44.4%，居民部门为39.5%，非金融企业部门为170.8%。目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居民部门的负债率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但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率很高（美国为71.2%，欧元区为102.8%）。企业杠杆率高是我国目前的主要债务问题。但李扬的计算表明，企业债务的65%集中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一部分负债是在政府引导下举借的，目的是辅助政府完成一部分职能（如提供公共服务），对于这样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或可能承担一定的救助责任，因此，其风险不是太高。
第三，从债权人结构来看，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不大。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是主要的债权人。2015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38.14万亿元，其中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92.75万亿元，占比达67%。中国银行体系总体是比较稳健的，近年不良贷款率提高，今年一季度末也只有1.7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银行体系承受债务风险的能力还比较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债务风险被分散到了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形成很长的金融链条，最后某个环节断裂，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了系统性风险。而在我国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下，银行将是防范债务风险的防火墙。
也就是说，如果我国保持目前这样的总体杠杆率、债务人结构和债权人结构，债务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并不大，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更小。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对债务风险放松警惕。如果债务规模继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就会背上沉重的包袱。而且，近年来，债务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如果这样的状况不改变，一旦房价下行，银行体系和中国经济都将遭遇重大损失。因此，应对当前的债务问题，首先需要控制债务规模的增长，使总体杠杆率不上升，然后再逐渐使其降下来。特别是，要防范房地产领域的债务继续快速增长。
为什么说不能匆忙地快速去杠杆呢？快速去杠杆的思维，源于对债务风险的恐慌情绪，国外的一些言论加剧了这种情绪，而我们目前实际上不需要恐慌。快速去杠杆的思维，还可能导致一些新的风险。目前常见的快速去杠杆措施有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扩大股权融资、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此外，针对企业部门杠杆率高，有人提出可以提高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以帮助企业部门去杠杆。美国的次贷危机证明，这些措施可能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次贷危机就是起源于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酝酿于资产证券化。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