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剑桥大学教授BarryEichengreen撰文指出，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要求各受灾国必须压缩政府财政支出，否则拒绝发放流动性援助的做法，引发极大争议，故成立一个名为独立评估办公室（IndependentEvaluationOffice）的机构，来对其政策和项目进行评估。最近该办公室就针对IMF在欧洲2008年危机后所起到的作用，发表了一份全面批评报告。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报告中的许多结论说起来也不新鲜，用于侦测经济脆弱性和不平衡的基金监督机制，其实并不完善。虽然IMF的人员有时也会指出，某国存在信贷规模不断扩大，经常账户赤字增加，或生产力停滞不前，但往往低估了有关事件的影响力。
不管IMF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反映了一种倾向，认为欧洲是不一样的──其先进经济体不会存在与新兴市场类似的漏洞，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这类强大机构拥有优秀的管理技能，而货币联盟的存在则改变了游戏规则──虽然未能充分阐述其缘由。
默许否决希腊债务重组
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对那帮欧洲官员来说当然是有利的，但为何IMF却照单全收？有说法指是因为欧洲各国政府都是基金的大股东；另一说法称是因为IMF是一个欧洲主导的机构，有一个欧洲人总裁，以欧洲人为主的员工队伍和欧式文化氛围。
报告随后批评IMF默许欧洲否决了2010年希腊债务重组，指IMF为财政巩固措施──在避免债务重组的情况下是有必要实施的──设定了过于激进的目标，但低估了紧缩对经济效应的破坏力。
更有趣的是，报告指明IMF应如何与欧盟委员会，以及欧洲央行（3者并称希腊官方债权人的3架马车）这类区域性机构协调行动，并驳斥了所谓IMF只是3马车中小跟班的说法，坚持所有决策都要在协商一致后作出。
然而，这一切很难跟我们所了解，关于放弃重组希腊债务的重大决定对得上号。IMF人员倾向重组，但资金规模占了2/3的欧盟委员会，与欧洲央行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谁的钱包最鼓，谁说话的份量就最大。换句话说，人家达成“共识”的方式显然不一样。
其实IMF在2008年就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当时IMF坚持将货币贬值，作为与欧盟联合援助拉脱维亚方案的一部分，最终却不得不屈服于欧盟的反对意见，因为它只为该方案贡献了20%的资金。
其含义是IMF不应参与只投入小部分资金的项目。如果要IMF提供大多数资金的话，就得扩大其财政资源，而这一讨论显然有点超出独立评估办公室的职权范围，又或者过于敏感了。
欧洲央行是否就处于欧洲债务讨论的正确一方？当与一个国家进行谈判的时候，IMF通常要求当局和央行遵从相关条件。不过在援助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方案中，IMF和欧洲央行也要求当地政府服从一些条件，很多人都觉得荒谬。
董事会难充分参与决策
如果2010年IMF能要求欧洲央行做出“不惜一切代价实施救助”的承诺，并执行一项类似“直接货币交易计划”的措施──像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Draghi）在两年后，最终给出的那样──形势估计会变得明朗。这就能解决危机蔓延的问题，而那正是欧洲官员反对希腊债务重组的关键。
向欧洲央行施加条件的障碍，是作为一个区域性实体的欧罗区，而非IMF的成员，只有国家──不是地区──有权提请IMF提供资源。但其实没有什么能阻止IMF贷款给某国政府时，要求对方所属区域机构做出政策承诺。这在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货币联盟和中央银行身上，早就有先例了。
最后，报告批评IMF管理层未能确保执行董事会（由24个国家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对决策的充分参与。虽然所有决策都会呈交董事会审批，但届时关键决策早就制定完毕了。此外，董事会被迫承受着巨大时间压力来运作，也缺乏质疑管理层的政策建议所需的信息。
报告建议执行董事会更深入地参与，以便有效制衡来自区域性涉及利益者的政治压力，但这仅是“换汤不换药”。
让一个独立的管理团队按照央行政策委员会的方式，做出不受政治干预的决定当然更好，不过，前提是解除IMF对区域利益关联方捐款的依赖，也要求IMF管理层保证，将持续基于受援国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强势国家股东的政治偏好来做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