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全面支撑了下游产业高速发展、走向世界。
●随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快速推进，中国钢铁变得越来越新，技术密集特征越来越明显。
●在中国现在资源环境的强约束下，高比例出口是不明智的，应加以约束和限制。
●积极引入碳约束，探索产能治理新途径，加快推动建立产能治理新机制。
“中国钢铁工业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发展，拥有了世界上功能最完整、规模最庞大的钢铁工业体系，配备了世界最先进的装备工艺和技术，向世界提供了最丰富、最齐全的钢铁产品，是真正的国之重器、钢铁脊梁。”12月16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在中国钢铁市场展望暨“我的钢铁”年会上发表题为《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主题演讲。
图为何文波
何文波在演讲中肯定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对国民经济及下游制造业的突出贡献，分享了他对当前形势下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及产能治理方面的设想。
中国钢铁支撑了中国制造业走向世界
“近年来，中国钢铁工业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目标，加快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快。中国钢铁工业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发展，世界影响力显著提升，产业自主性明显增强，对世界钢铁业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何文波提出，钢铁强国的目标正在实现。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钢铁产业还全面支撑了下游产业高速发展、走向世界，这可能是更重要的贡献。”何文波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做的最成功的两件事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建设’和‘制造’。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快速实现了城镇化和工业化，持续几十年的大规模建设和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制造能力，其基础支撑首先就是钢铁材料。”
据测算，在近几年中国每年出口的各类产品中，钢材间接出口量均超过1亿吨，2022年达到1.13亿吨。“这比美国和日本各自全年的钢铁产量还要多。”何文波说，中国钢铁不仅在数量和品种上满足了大规模建设和大规模制造的需求，而且在价格上也一直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价格。
“在欧美建造一座楼房、修一座桥，几乎任何时候的钢材成本都要比在中国高，而且经常高很多。在欧美造一辆重卡，甚至几乎所有机电产品，都不可能得到与中国制造同样的钢材成本，而中国制造商能办到。”何文波举例说。这样的优势从何而来？他给出答案：“是中国钢铁支撑了中国制造业走向世界。”
随着绿色化、智能化在全产业的覆盖率、渗透率快速提高，钢铁产业也变得越来越新，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何文波介绍，中国钢铁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超大规模流程性产业，为日新月异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了最佳应用场景，数字赋能全面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工业的想象。“无论是在环境技术还是在数字技术方面的发展和应用，当今的中国钢铁都站在了世界前沿。”他说。
何文波认为，钢铁强国的三大特征表现为影响力、自主性、贡献度。针对贡献度，他进一步解释，“要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体现对世界的贡献。不仅能生产别人已经有的东西，还能创造出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在世界冶金技术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这就是硬实力的贡献。”何文波说，“世界钢铁工业正在向绿色转型，如何创造一个全球钢铁都能够积极参与并各展其能、为全球钢铁减碳事业做出独特贡献，从而使世界钢铁成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可靠力量的新的绿色标准和评价机制，对世界钢铁是个挑战，也是对中国钢铁软实力的考验，中国要做出贡献。”
对当前钢铁行业发展的5点意见
何文波分享了他对当前形势下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5点意见。
第一，钢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钢材消费比例持续提升，中国钢材市场展现出强大韧性。
何文波说，在当前形势下，宏观层面来看，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微观层面来看，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建设提速，这些举措的落实，都会对钢铁消费形成有效支撑。
通过分析建筑、基建、汽车、船舶、家电等主要用钢行业的关键运行指标，何文波提出，钢材消费结构正在变化，虽然受房地产下行影响部分传统建筑材料需求明显下降，但由绿色低碳趋势所驱动的下游各领域钢材新需求出现增长，超大规模市场特征仍在持续，为钢铁企业提供了宝贵的转型空间和机会。
第二，钢材消费总量已达峰，总量下降是必然趋势。从速度到质量、从总量到品种，工作重心的转换正在进行。
何文波谈到，总量已达峰，结构在优化，总量下降并不可怕，既然本来就在预期之内，那就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总量变化主要会受三方面因素影响。第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逐渐进入成熟阶段，经济社会消费结构必然会发生转变，而且是历史性的转变，中外发展历史无不如此，无需焦虑，要坦然面对，其实这是社会进步在需求结构上的必然反映。第二，在同样需求条件下的钢材总量下降，本身也是钢铁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钢铁业持续推进的“高强、高耐蚀、高功效”，每一项的进展和成功，都对应着材料的节约和排放的降低，这本身就是钢铁对下游发展的贡献。第三，是值得高度关注的材料替代，这是典型的行业共性议题，有新材料对钢铁的替代，也有钢铁对其他材料的替代，后者我们要加倍努力。
他分享了一组数据：据估算，到2025年，钢材需求将达到8.7亿吨，粗钢需求将达到9.1亿吨，粗钢产量将达到9.5亿吨；到2030年，钢材需求将达到8.3亿吨，粗钢需求将达到8.6亿吨，粗钢产量将达到9.0亿吨；到2035年，钢材需求将达到7.9亿吨，粗钢需求将达到8.2亿吨，粗钢产量将达到8.5亿吨。
“总量下降是一件自然的事，但这一段经历肯定会不舒服，有一个适应过程，不能想象找到一个方法就能舒舒服服地走过转型期。怎么把日子过好，这就要看我们的本事了。正像大家看到的那样，之所以协会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作项目，就是在设法探寻一种对行业整体有帮助的方法和机制，能否有成效，取决于我们的共同努力。”何文波说，“所以，从去年以来，行业提出要让质量标准工作回到行业的中心地位上来。”他强调，标准工作至关重要，“标准就是品种、标准就是品质、标准就是品牌。”
针对钢材出口问题，何文波明确表示，鼓励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是行业的共识，为此协会正在持续开展工作。但在中国现在资源和环境的强约束条件下，高比例的普通产品出口是不明智的，是得不偿失的，是不符合行业自身利益的，应该加以约束和限制，明年必须有所改变。
第三，有效益的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必要考虑加速导入碳约束，重估“产能”本身在“产能治理”工作中的实际效用。
“控产能坚定不移，但怎样控产能大有学问。”何文波说，目前来看，由于各种管制效应的不断累积，在“产能”身上绑定和附带的利益过多，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地方，守住产能似乎就是守住利益。“在这种机制下，谁会舍弃代表着巨额利益的产能资产？（近年来，铁和钢的产能指标加在一起每吨近千元，1000万吨就是100亿元），作为一家企业，花巨额资金获得的产能有什么理由不充分把它发挥呢？设计一个炉子有什么理由让它变小而不让它变大呢？就连我们促进联合重组的奖励机制也是奖励产能。且不论是否有不规范行为，机制本身到了该认真研究和全面评估的时候了。”他认为，“治理创新”的变革迫在眉睫。
“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加快导入碳约束。在这种机制下，即便是市场需要，你准备用多少产能来实现你被允许的与排放权相对应的产量，那是你的事。”何文波说，可以这样认为，环境是社会的，产能是自己的。可以预想，当附着在产能身上的一系列复杂利益关系被剥离时，产能数据就会卸掉“包袱”，回归自然状态。
何文波强调，12月份在阿联酋举办的COP28（第28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刚结束，中国气候特使表态中国在碳导向机制上将加快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的转变。可以预测，钢铁业要么主动而为，要么被动应对。凭借目前中国钢铁的基础和实力，也包括自身行业治理的现实需要，成为中国各产业减碳的主力军和先行者是中国钢铁业明智的也是必要的选择。
何文波认为，就产业现状而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效互动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选择从管细节到管边界，管的不是哪一台设备的产能是多少，而是首先管住总入口，管住“天花板”。他进一步解释：“具体来说，高炉不要再建了，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要再建了。如果有具体问题，那就具体处理。总之，不要再建了。”
何文波对此解释道，首先，基于钢铁产量达峰的现实，钢铁产能已经足够。其次，通过持续多年的产能置换，装备更新和区域布局的目的已经达到，高炉大型化任务已经完成，没必要再建新高炉。最后，随着钢铁业减碳进程加快、电炉短流程和采用新还原机理的第三流程逐渐进入商业化应用，原有高炉装备也将逐步退出。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现有高炉体系服役期还很长，高炉低碳化改造势在必行，而且无论是吨钢减排还是减排总量都远大于电炉体系，但如果继续新建高炉将铸成历史性的资产流失。”何文波说。
“只有管住总入口，现有产能才能得到有效整合。一旦新产能不再进入，或者说大家相信不可能再进入，现有产能的整合才是可预测的，才能实质性启动。”何文波认为，一定会出现有远见、有实力的整合者进入市场，无论是产品市场、资金市场、资本市场都会有所响应，因为中国经济对钢铁业的长期需求显而易见。一旦产能边界清晰，通过整合现有产能，进而通过去产能获得整合收益，将是整合者通过市场化途径获得规模收益的理性选择，这必将开辟钢铁业整合重组的新天地。
“跳出产能治理怪圈、勘定产能治理边界，中国钢铁就有可能依靠中国特色市场化治理方式最大限度减少需求总量下降对产业带来的冲击和损害。”何文波认为，仅此还不够，还要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决策真正落地，疏通要素资源（比如现行的能源双控指标）跨省流动机制和通道，在有限的行业产能治理边界之内，让有条件、有意愿的经营实体放开手脚，无障碍地实施集团内跨地区资源重组和业务整合，将所控资源向集团内优势产线集中，关闭低效和无效产能，实质性提高整体产能利用率。“这是应对需求总量达峰之后通行全球的不二法则。”他说。
“如果我们能在解除附加在产能上的利益关系、管住边界、疏通要素资源流动3个方面有所突破，中国钢铁的发展前景将是令人期待且是可预测的，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必将展现令人信服的无限魅力。”何文波说。
第四，钢铁减碳无论有多少妙计，大力促进再生钢铁循环利用总是首选。
数据显示，2011年—2022年，我国钢铁蓄积量持续上升，但近3年的废钢消耗量逐年下降。“废钢使用量不再增长甚至不增反降，问题出在哪里？”何文波认为，“如果是政策问题，需要什么政策就要给什么政策。据废钢协会统计，每增加使用1000万吨废钢（占目前年度回收量不到5%）将替代1600万吨铁精粉，并降低16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目标首先要定下来，要让已有的钢铁再生资源充分循环起来。要根据目标定政策，如果这个目标是重要的，什么政策都可以给。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命题。硬在哪里？硬在结果导向。解决再生钢铁循环问题要系统策划、目标管理、整体推进。
第五，钢铁材料的优良特性远没有被充分开发和利用，材料升级和材料替代空间无限、任重道远。
“钢铁材料的优良特性主要体现在优良的性价比和独特的可循环特性。”何文波说：“这是一个远没有形成真正共识的共识，是一个行动力远远不足的共识，是一个需要更多行业行动（而非企业行动）和跨行业行动的共识。”
他以钢结构为例说道，根据中国钢结构协会的数据和预测，过去7年，钢结构加工生产量翻了一番，未来钢结构应用预计有望达到2亿吨。2022年，全国钢结构加工生产量超过1亿吨，达到10140万吨，而2015年仅为5000万吨，钢结构拓展空间巨大。同时，钢结构使用的钢材等级目前仍以Q235和Q355为主，占总量的78%左右，而Q390、Q420、Q460等高强钢材仅占10%左右，材料应用等级有很大提升空间。“这种提升直接意味着降低成本和减少碳排放。”他说。
“如果我们能尽早引入碳导向，积极推进碳定价、形成碳资产、实施碳交易，使全生命周期评价真正进入建筑物绿色评价体系，毫无疑问，将大大有利于钢结构建筑的推广，钢材优良的性价比和独特的可循环性将助力绿色建筑体系的加速形成。”何文波说，“现在，我们认识到，尽早引入碳导向机制，无论对推广绿色建筑，还是对促进再生钢铁循环，也包括激励业内正在创建低碳流程的先行者，都是实质性的正向激励。”
何文波强调，总之，要加快推进制度创新、治理创新，尽快创建绿色发展新机制，让碳减排先锋企业好起来，让绿色建筑成气候，让再生资源最大限度得以利用，中国钢铁将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行动者和最大贡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