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下行压越来越大，最近有经济学者、媒体宣传、企业界人士几乎众口一词地呼吁，要放松流动性，放松对房地产业的管制，让中国经济重新上路。这些说法反映了什么问题，似乎中国经济的下行，就是因为中央政府对流动性有所控制，对房地产的发展进行了限制；似乎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较快地增长速度，就得重新将房地产业过去的发展模式再一次请回来。
应该说我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公认，但从他的增长方式看，结构失衡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特别是房地产业的发展，几乎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的支柱产业。一般说来，一种产业增长的份额在国家GDP中贡献率超过10%，那就可以说他是绝对的支柱产业。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平均在10%至15%，这种结构，将中国的房地产业差不多推向了各类中国经济产业的“龙头老大”的地位。这种状况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合不合理，我们可作适当分析。
房地产的最终产品是住宅及商业用房，这种产品的本身从商品发展的角度看是不会再增加其价值的，而且他有固定资产的属性。房地产的这种特质决定了他的发展必须是适度的，最多在一个国家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房地产业可以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急先锋，却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永恒地、持续地支柱产业。中国的房地产业目前已明显地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局面。如果因为经济下行，暂时找不出替代房地产业的新型产业、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再次请出房地产业，那中国经济将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房地产属民生范畴，-个国家如果在民生领域将产品完全市场化，那它一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中国中央政府坚持多年抑制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房价过快增长完全是从保持全体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是明智之举。说到底，房地产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在相当程度上是要靠政府供应的，任何将中国经济依赖在房地产业上前进的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
中国经济不能被房地产绑架，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当口，适当作一些政策微调是合理的，但绝不能走回老路。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经济管理问题时说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然而习总书记并不是要将需求管理抛弃，而是要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有机结合。我们有些学者、媒体人立马用习总书记提到的“供给侧管理”概念，大肆攻击需求管理理论，搬出了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法国经济家沙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来为中国经济号脉，这种思路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是不会有结果的，其实质还是要用西方经济理论为房地产辩护。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的是创新，不能完全靠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决。
形成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是过度投资？
据中国官方统计，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值都在0.47以上。众所周知，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评价一个国家财富分配的一项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众之间贫富差距大小的最主要的一项数据。从社会统计的实践看，国际上对一个国家公民贫富差距值的警诫线界定在0.4，凡一个社会基尼系数值超过0.4，即可认为，这个国家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越过了社会民众可承受的警诫线。由此可得出一些基本的判断，中国的贫富差距就国际范围而言，应该说是比较严重的。当然可以有很多理由来解释这种状况，比如说近几十年中国正经历着重大的经济转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是前进中的问题。然而，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民众的福祉，是大众的安居乐业，是社会的欣欣向荣，在经济建设中产生出来的问题必须花大力气去解决。
那么引起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应该说是资源要素的运用与成果分配的不当形成的。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大量的投资，因此有人将中国经济的增长称为投资驱动型増长，这是有道理的。从需求性增长模式看，消费、投资、进出口贸易这三驾马车中，最近的几十年，结构是严重失衡的，投资比重过高，消费却始终疲软。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中国GDP的增长，投资所占比重基本保持在48%至50%之间，这种比例，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说这种经济是处在严重的失衡之中，即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GDP的迅速增长，有意的加重投资力度，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大的投资势头。
在经济增长中，资源要素的投入，正常情况下其成果的获得是与投入量呈正相共关系的。在消费、投资、进出囗三驾马车中，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以投资为主的，投资占据了48%至50%，那么其对成果的占有也会占到同样的比重。如此的分配结果，也就是说，由投资所占的经济成果达到一半左右。而人们都知道，经济成果被少数的投资者占有，这样的社会分配模式必然引起财富在民众中的分配差距，从而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
从社会政策角度看，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实行效率优生，兼顾公平。这种政策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快捷增长是有帮助的，可是在体现民众分配公平的力量方面显然是疲弱的。当然，引起贫富差距过大并非完全是过度投资一种因素形成的，诸如转型经济中的寻租行为，腐败现象等都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但无论如何说过度投资是最主要的。
现行的医疗体制戳破了医生的良心底线？
看病贵，看病难历经多年整治，今天依然是这个社会的顽症。医院不是治病的场所而是造病的地方，医生每天上班考虑的最多的也是能开出多少、多大的处方，在患者手术前收取患者的红包也成常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作为一种社会病态，为何久治不愈。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医疗资源奇缺，稀少的医疗资源形成了看病贵、看病难的情形，也有人认为是现今的医疗体制使然。
我们以为，中国现行的公立医院医疗体制确实应该为当今中国的医疗现状买单。我们观察一下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疗体制，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时下，中国的公立医院已经不是公益性质的医疗机构，而是营利性机构，医生的收入主要是看给患者开出了多少处方，医生开出的处方价格越高，相应的收入会越多。医院的营利主要是靠以药养医，药品的价格越高，医院自然收入越多，这种体制促使药商拼命将各类药物改头换面，提高价格。患者患同样的病，每年的医疗费却是完全不同，医疗费用的增长远远超出GDP的增长速度，2009年以来，中央及各地政府先后投入了4万多亿元的医保费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患者减轻看病费用负担，可是从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看，民众并未减少看病费用，相反增加了数千亿元的开支。原因何在，那就是现行医疗体制吃掉了这部份巨额补贴。这些补贴通过药品价格、医疗检查费用等的提高流进了医院、药商的口袋。
我们回头来看，这种非公益性的公立医院医疗体制，怎么能让医生保持治病救人的职业操守呢。现在的问题是如此明显的公共问题，在中央政府痛下决心，坚决改革当前医疗体制，使之回归公益的背景下，经过长达十数年的整治，依然难返公立医院的本来属性值得人们深思。深思之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抗，我们记得2013年3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时，李克强总理带领新一届中央政府班子成员参加记者招待会评价既得利益者时说过一句话，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深思之二，我们的公共舆论并未给出公允的宣传，比如说医闹问题，比较一致的公共舆论是对医闹者实行零容忍的态度，但人们却对医院医生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置若惘闻，习以为常，任其发展。
即使是在中央政府明确的医疗改革方针之下，在有良知的专家要求三医联动的强烈呼吁之下，中国的医疗改革依然步履维艰，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必须靠改革当前的医疗体制才能唤回医生的良心，才能恢复医院的治病救人的天然属性。
人民币入SDR是中国金融走向国际的新里程碑
12月1日凌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宣布人民币将从2016年10月进入国际货币篮子，即入SDR，这是IMF的一个重大决定，这个决定对人民币走向国际，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非凡的意义，可以说是中国金融走向国际的一个新里程碑。
有人对IMF宣布了这个决定后提醒人们，人民币入SDR并不代表人民币从此就正式成为了国际储备货币，其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提醒无疑是正确的。但无论怎么说，人民币入SDR，成为当今世界五种公认的储备货币之一，即使要真正成为各国认可，人们愿意将人民币作为本国的储备货币，还需要人民币在可自由兑换等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等等，这个决定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是有着实质性的意义。
我们可以看看，当前的人民币还有哪些要紧的事情要做。首先是人民币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可自由兑换，这是吸引各国是否能真正认可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增加中国金融市场活跃度，促进中国经济更加开放的重要试金石。二是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稳增长的势头。中国经济在前五年，保持了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发展势头，进入2010年后，经济出现了增长放缓的情形，但是中国经济的放缓究竟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稳定下来，是停留在年6%至7%的增长水平上，还是更低。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在世界平均增长率以上，依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那么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一定能够迅速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货币。三是中国金融的多样性发展要迅速与国际金融接轨。中国金融的开放已经不存在实质性的障碍，利率的市场化，汇率的自由化在改革已不在话下，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完善。问题的关键是中国金融为中国经济服务的功能是否迅速膨胀，从而适应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为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充当马前卒。金融是经济的灵魂，中国金融在目前这个阶段上远远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金融的形式比较平乏，特别是债券市场更是单一，这种情形与活跃的国际金融甚不匹配。四是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中国金融不能回避的严峻事实。当前的杠杆过高，地方债的置换出现的问题，银行业面对金融放天的经营压力等等都是中国金融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因素。
人民币入特别提款权篮子，是中国金融深化改革，倒逼开放的一把钥匙，但它决不是双刃剑，而是中国金融走向国际，提升中国经济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