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性崛起的均衡战略下，未来必然出现更多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譬如武汉、郑州、沈阳、成都、重庆。又想在北京、上海之外多搞中心城市，又不想别的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这是自相矛盾的。
近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未来中国应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避免全国性服务功能过于集中到一两个城市。
不过，就在不到一年前，尚有个别决策部门眼光浅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搞出一个硬性规定，除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外，控制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笔者多年前即提出，中国应有更多经济中心，设计接近十个左右的中心城市才合理。当时被体制内部分僵化人士视为激进。事实上，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实现城市人口的适度集中，未来必然出现更多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又想在北京、上海之外多搞中心城市，又不想别的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这是互相矛盾的，未来必须要调整相关政策。
最近几年来，伴随着沿海区域经济增速下滑，中西部增速却逆市上扬，这一现象背后，是中国国家战略的变化。
与社会经济领域的“先富带动后富”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区域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
在东部沿海区域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对于国家战略的整体压力尚不明显，但近年来，沿海区域，特别是浙江与广东等中国以前的经济龙头增长放缓，使国家迫切需要新的增长区域，另外，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外需急剧萎缩，未来内需对于中国经济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国家战略逐步从优先发展沿海的非均衡战略，过度到全国性崛起的均衡战略，各个城市和区域群起争雄。
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数十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今后，中国在均衡式发展战略之下，将诞生更多经济中心，中部的武汉、郑州，东北的沈阳，西部的成都、重庆等全国重要节点性城市，在成为新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同时，亦必然伴随着经济与人口的双重扩张。
当下北京、上海等地，城市病严重，一个很大根源，在于吸收了太多了人口。目前中国有2亿多流动人口，近1亿城市流动人口，都集中在北上广深等少数几个城市。若能崛起更多大城市、中心城市，必然可分流北京、上海的人口，使大众在就业、教育等领域有更多选择。
北京到底可以容纳多少人口，目前各方学者争议巨大，有说2000多万的，有说3000万的，甚至有人号称北京完全可以容纳下5000万人口。但无论如何，鉴于北京的强势地位，其当下强行限制人口的政策已成定局。但是，北京认为的“人口饱和”，并以此为据推行“限人”的政策，并不一定适合其它大城市，尤其是成长中的城市。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所说的中西部中心城市，恰是处于成长中的城市，其未来的经济和人口都在高速扩张中，破1000万势在必行。
尊重发展阶段，并以此为据，推行包容性、开放性的人口政策，比“限人”更为明智。
譬如，武汉是长江中游核心城市，未来国家发展战略中心集中在长江经济带，而随着未来大陆市场的统一，武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将获得质的飞跃，成为新的国家中心城市大势所趋。武汉去年的人口大约是1000万，未来其人口总量将突破1500万甚至2000万，人口增量主要是移民，预计武汉的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将从当下的约20%上升到50%左右，成为中部名副其实的人口熔炉，在此情况之下，要武汉遏制人口，无疑给其念紧箍咒。
再如，重庆主城区的人口，也不可避免将继续增加。重庆作为两型社会试点，身负吸纳农民进城的任务艰巨，当下重庆3000万人口中，绝大部分尚是农村户口，未来把这些农民吸引进城，重庆主城区的人口，至少需要再增加数百万。而成都未来作为成渝经济区的双核之一，将成为西部制造业中心，以及区域性中心城市，对于人口的吸附能力亦将加强。
不能因为北京、上海等地发展饱和，人口增长动力衰减，就让所有特大城市陪绑。事实上，中国的特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该鼓励更多城市的人口超1000万，而不是又要其它城市分担北京上海的负担，又限制其人口超过1000万。
北京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人口，某种原因在于拥有太多资源，而这些资源，如果在彻底市场化的情况下，本来是不应该堆积在北京的。
中国的城市往往对应行政级别，而资源的配置，往往是按照行政级别进行，从直辖市到县级市，获得来自中央政府的关照，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形成了城市的梯度与级别。未来，需要打破这种行政主导的模式，让市场配置资源，让资源带动人口流动，自然可以均衡人口，既减缓北京、上海的压力，又造就更多大城市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