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变化的背后，隐藏着倒逼中国经济转型的迫切。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一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回落触底，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逐渐形成。在经济持续探底过程中，很多企业将在2016年备受考验。
“过去的2015年，你赚钱了吗？”
1月16日，互联网营销专家张勇在“2016职业经理人大讲堂”上，向与会者提出了这一问题。台下150多家企业近500位企业经营管理者中，回答赚钱的，不超过10家。
这一幕场景，尽管不能准确说明2015年初以来的国内经济状况，也能一叶知秋。“2015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即200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最为严峻的一年。”同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本次大讲堂上表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加大。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少国际机构都调低了全球增长预期。以世界银行为例，连续下调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从2015年6月时的3.3%，下调至2016年1月的2.9%。
“天下尽秋色，一室难为春。”1月19日，2015年中国经济“年报”揭晓。GDP增速为6.9%。这是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最低水平，首次跌进“六”字头。
数字变化的背后，隐藏着倒逼中国经济转型的迫切。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一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回落触底，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逐渐形成。在经济持续探底过程中，很多企业将在2016年备受考验。
经济增长率曲线将呈“L+w”形
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GDP首次“破七”之后，关于中国经济“探底”的话题频频见诸媒体。某次经济会议上，李克强对中国经济总结为“形有波动，势仍向好”。具体来说，就是“稳中趋缓，稳中向好，稳中有难”。
国务院参事、经济学家陈全生用一系列翔实的数据，总结了2015年经济形势：工业增加值年初增长率为9.6%，11月份下滑到6.2%；工业企业利润持续负增长，11月同比下降1.4%；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持续下滑，其中工业用电量连续9个月负增长，11月累计同比下降1.1%；铁路货运量连续23个月负增长，2015年前11个月同比下降11.63%，铁路货运量创下自2013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以来新低；外贸更是遭遇最冷一年，困难可谓30多年罕见。陈全生表示，“2015年工业主营业务收入”零增长“，企业利润和政府性收入”负增长，制造业利润下降，不良贷款率上升，表明中国经济在2015年经历了重重痛楚。
“尽管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从反映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看，总体上是好的，有些进展是突破性、有长期意义的。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实属不易。”国务院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最近两年，仍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今年以来增长下行压力加大，中高速增长的”底“还没有探明，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还将有一个探底的过程。”他认为，从国际经验看，中国经济触底后不大可能V形反转，而可能呈L形，底部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其间还可能有一些小的W形波动。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则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韧性强、回旋余地大，但同时面临着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消化期“三期迭加”的挑战。他认为，这些挑战具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剩产能，二是地方债务，三是生产价格指数(PPI)。其复杂性和危险性体现在三者之间相互纠结、相互影响上。
实际上，去年12月底，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就曾坦言，2016年我国面临的形势可能更加复杂严峻，困难可能比2015年更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亦预测说，“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6年出现深度下滑，本轮周期的第二个底部在3-4季度开始出现。”
从经济调整中寻找拉升动力
统计数据已然破七，国内外经济学家们却普遍认为，尽管中国经济换挡减速，但仍保持中高速增长势头。“与以往相比，我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从我国经济体量来看，6.9%仍是不低的增速。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名列前茅。”陈全生表示，2015年经济格局总体上稳中有进，目前的经济增长态势来之不易。
在陈全生看来，2016年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未变，由此支撑起中国经济稳定的基本面。一是庞大的居民储蓄是雄厚的资本优势；二是13亿人的市场需求是巨大的市场优势；三是货物贸易量依然是全球第一地位；四是中国专业技术人才的低成本优势；五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六是“制造业2025”将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的空间。
优势尚存，困难颇多。陈全生坦言，“当前中国经济最大问题是产能过剩。”
近几年，中国制造业呈现出高端制造业向欧美回归，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中端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态势。这一系列不利因素，导致制造行业成本上升，亏损增加，企业负担沉重，经营上出现诸多困境。
为此，中央从去年年底提出供给侧改革概念，要求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或者化解过剩产能，尽快处置“僵尸企业”。
实际上，多年前类似供给侧改革等概念就频频被提出，但在地方利益驱动下，一些落后产能常常死灰复燃，政府治理产能过剩陷入了边化解边增长、越淘汰越过剩的怪圈。
2016年伊始，国务院决定，三年内对煤炭、钢铁新上项目，一律不得核准、备案，并且可以适当接受因此造成了经济适当放缓。由此看来，本届政府对此轮改革态度坚决，中央高层在讲话中也多次流露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意欲以供给侧改革来真正有效地释放巨大的增长潜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经济效率和中长期增长动力。
1月上旬，国资委主任张毅在央企负责人会议上透露，2015年全年国资委共推动了12家中央企业的重组整合案例，2016年将继续加快国企改革步伐，加大集团层面的兼并重组，推动专业化重组，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依托，进一步强化同质化业务整合和细分行业整合。预计未来三年国企重组将进入活跃期，淘汰案例会明显增多，参股、控股、收购兼并、通过产权市场出售资产等多种形式的整合将会加速。
经济下行，风险聚集，处于经济增长转换期的中国急需寻找发展新动力。可以预料的是，从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期间，中国将面临一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
陈全生认为，新旧动力转换中，重点是供给侧改革的落实，以及创新管理的配合。
化解过剩产能需多管齐下
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增长阶段转型经历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迅猛增长之后，都经历了长达10年以上的转型期，且其经济体量远不如目前的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供给侧改革难度相当大，将是一场持久战，而非短期举措。这其中必然有一些企业遭遇重组和倒闭的命运。
刘世锦表示，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市场化退出机制并不有效。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短期产值和税收，对减产能并不积极。银行方面出于债务方面的考虑也不愿意。企业也很纠结，都希望别人减自己不减，加上减停产企业人员安置和债务负担压力也很大。拖下去无疑将加剧困境、加大风险。“今后一两年将是增长速度回落触底、构筑中高速增长平台的关键期，有可能经历一个特殊困难期。要防止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
要避免“低效益、高风险”陷阱，必须在供给侧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刘世锦对此提议，要用政府+市场的办法加快去产能过程。一个可考虑的方案：等比例减产指标+指标交易+“人”和“债”方面的支持政策。比如，在重化工业领域，要着力解决人、债和资产重组的问题，重点是深化国企改革。“这项改革不能再以文件落实文件，只说不干，必须真枪真刀，落到实处。”
对于如何看待和化解产能过剩，陈全生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总体上看，是绝对性的产能过剩，而且是技术升级版的产能过剩，是先进适用技术的产能过剩。不少过剩产能不是陈旧落后的、污染有害的，只是没有市场而已。所以‘出清’，不宜‘一刀切’。”他表示，要用淘汰倒逼机制，优胜劣汰，出清僵尸企业，用市场兼并办法，多购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用全球化的视野，探索中国在全球的生产布局之路。
为什么要用全球化的视野来化解过剩产能？陈全生表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需要更新，新兴经济体正在大兴土木，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改变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这为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所谓过剩产能，就是放错地方的产能。”陈全生认为，经济新常态下化解产能过剩，不能沿用过去的老路。“一是要有新理念，在供给侧对生产要素和资源进行再配置；二要有新视野，要把产能过剩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虑；三要有新工具，产能过剩+互联网，搞好全球产能与中国产能信息的互联互通。”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用行业协会+互联网+产业基金的“组合拳”，来化解中国式过剩产能。
陈全生以土耳其和柬埔寨两个国家为例，为中国能源产业和钢铁产业化解过剩产能支招。土耳其要在其建国100周年即2023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最大瓶颈是能源短缺，所以，土耳其将发展新能源定位为国家战略。这就为我国风能、光伏产业过剩产能的转移提供了难得机遇。按照产地原则，不仅可规避“双反”，还可享欧盟免税。
另外，我们周边国家及非洲、南美等地区，都非常需要钢铁。如柬埔寨一年需要200万吨钢，但该国没有炼钢能力，全靠进口。陈全生称：“如果把河北的钢铁厂搬到柬埔寨海边，西哈努克港还是深水港，再利用柬埔寨的富铁矿就地生产钢铁，一可缓解我国产能过剩，二可满足柬埔寨的需要，三还有利于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拓展。”
创新关键在制度安排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去产能去杠杆的同时，将“创新”提高到有史以来最重位置，明确表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创新将是未来中国最根本的经济引擎。
创新的重要性人人皆知，但从何创起，新从何来，不少企业却深感力不从心。
“现在讲创新，其实没有那么多必要的创新，把自己的活干好，架构还是原来的这个架构，过去是遍地开花，现在是精耕细作，这是中国要做的事情。”刘世锦称。
陈全生则认为，对中小企业而言，创意更重要。“日本韩国日常的用品比如保险纸、保鲜膜、保险带、保险支架等等，都是创意，桌角的保护，小孩子别磕到了，马桶上的小套圈，各种各样的抹布、烫衣板。韩国一个烫衣板就能卖两千多块钱，这不是创新，都是创意。二三十人、五十人以下的小企业，搞更多的技术创新很难搞，毕竟创新需要高投入，也有高风险，但创意完全可以。”
“创新的本质是制度创新。”陈全生认为，首先要建立创新的机制，形成创新的环境。比如国有企业创新就很难。这是由它的体制决定的。国企领导人成功了九次，有一次失败，可能就算失败了，不像民企老板，失败了九次，有一次成功，就算是成功。这种“九一机制”，决定了国企领导不愿意过多创新。而在客观环境没有制度安排，没有创新制度，没有一个创新法律的前提下，中小企业创新也十分艰难。
“政府在创新中具体干什么，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刘世锦表示，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还是沿用过去的思路，一说创新，还是沿用过去的路子，搞一些创新的规划、有时候还要再进一步，比如搞什么产品还要指定技术路线。但创新可以规划吗？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那么我们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创造一个好的创新的环境。”
陈全生对于政府在创新中应起的作用，给出了更为详尽的解释。“政府在创新中的职能作用，既不是审批高科技企业，也不是审批科技开发区，更不是直接运作一批大的开发项目。”“相关机构的几个人，就决定这个企业是不是高科技企业，搞的就是高新技术，我觉得没这个能力。因为这些都是由风投基金、创业创新者千百次甚至万千次的试错淘汰而来的，它是不确定性的。所以政府在创新中的职能是搞好制度的创新安排，协调制度的配套，维护机制的运行。一句话，政府的职能是创新制度环境，为企业打造创新的制度场。”
创新环境与制度安排，对创新的影响有多大？陈全生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多年以前，他带领国内由市长们组成的学习考察团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斯坦福大学所在的硅谷地区是全世界资讯科技产业的先锋。这引起了中国市长们的强烈兴趣。他们抓住一切机会，不厌其烦地向学校的教授、企业家等人，询问硅谷繁荣的秘诀。比如这里土地优惠政策如何，企业所得税减免多少，营业税减免又怎样等等，老外们莫名其妙，屡屡答“NO”。这令市长们非常奇怪。
后来一位绰号“中国通”的老外用中国式思维给出回答，硅谷是一片没有固定边界的谷地，不是一级行政区划，也未设立政府。连政府都没有，何谈税收和土地优惠、低息贷款和吸引人才的奖励政策？那位“中国通”还解释说，政府给部分企业优惠政策，实际上是在制造不平等竞争。
那么，硅谷依靠什么聚集了大批创新企业和大量科技人才？答案很简单，就是制度。在陈全生看来，在硅谷，创新好比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的各种成员都处在生态链的特定位置上，依靠合理的制度安排，整个创新体系得以健康顺畅地进行。“硅谷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创新安排。它是以斯坦福伯克利的一批优秀大学生为基础，上有允许自由思想的空间和允许失败的氛围，中有风投基金和风投公司做核心，前有为创新服务的中介机构，左有债权公司的商业银行，右有股权公司投资银行，后有社会投资的纳斯达克，这种制度安排既有教育科技制度，又有银行股市制度，既有社会中介制度，又有现代企业制度，而且制度之间衔接与协调配套总能发挥作用。这使得硅谷那个地方形成一个中小企业创新的温床。”
刘世锦认为，从创新的角度来讲，应该培育鼓励创新的机制。他举例说，汽车行业是竞争充分的耐用消费品行业。过去的汽车行业器械制造部分占的比重较大，而现在电子部分所占的比重则越来越大。未来，汽车将会是一种跨界产品，如果能够通过鼓励汽车行业之外的创新企业准入，就可能会带来颠覆性的技术突破。“这些创新有些可能属于汽车行业加互联网，更多可能还是互联网加汽车行业。而目前的汽车行业政府管理体制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和空间。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中国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
在目前中国经济爬坡过坎、转型攻坚的紧要关口，需要锐意改革，不懈创新，不断激发发展活力。陈全生表示，我们体制的症结是各方面都在深化改革，但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拧不成一股绳，形不成创新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对中国而言，重点是要把创新的制度安排建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
何谓体制创新
体制创新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是提高市场化程度的主要内容。土地、矿藏、资金、资产、劳动力、技术、人才等资源，主要依靠市场来配置，市长不要再去审批经营性的土地、矿山，劳动力、技术人才也要逐步提高市场化程度。二是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体制。现在所有制单一，国有资产比重太大，要大力推进调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般竞争性的待业国有资产尽快退出，让市场去选择投资者，在市场中实行优胜劣汰。对垄断行业也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选投资主体多元化。
三是营造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在市场准入、审批办照、待遇、服务等方面，都要创造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四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政策、法律环境上，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法规，改善市场环境，加强市场硬件建设，拓展市场运作领域，营造有竞争力的投资、创业和发展环境。既要有“管”的本事，更要有“活”的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