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以知难而进的勇气和战胜困难的信心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在这一特定背景下，5月14日，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以下简称“振兴院”)在北京举行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与会专家就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问题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2003年以来东北振兴尽管取得明显成效，但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尚未破题。东北要再振兴，就必须真刀真枪地推进体制改革。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振兴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刘世锦认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经过十几年实行振兴政策后再次落入困境，政策本身值得反思。东北经济面临的困难，有结构问题，更重要的是体制问题。如果继续沿用倚重扶持、倚重投资、倚重输血，推迟或避免深层改革的老路子，必定无法应对大幅减产能、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新挑战，且要延误时机。因此，东北再振兴，重在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调整思路，营造环境，必须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和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办法，走出一条东北振兴的新路。
国家发改委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司副司长杨荫凯认为，东北问题不单纯是东北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以基础性原材料生产为主、资源依赖为主、工业化为主的一个类型区共同面临的问题。东北问题归根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振兴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东北振兴面临着深层次体制机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处在二次振兴的历史关键点。东北一次振兴重视基础设施改善和重化工业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在结构调整、制度创新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遗留了一些重要矛盾和问题。未来10年，要以结构调整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关键，以形成先进制造业基地为目标，实现东北二次振兴。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常修泽认为，2003年以来，振兴东北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需要对东北振兴模式进行反思。在这一时期，治标未治本，采取的是“短平快”、“现得利”的办法，有两个关没有闯，更谈不到闯过去，一个是“结构关”没有过；一个是“体制关”更没有过。透过东北经济下行压力的表层现象，探讨其深层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体制病、结构病、发展方式病在作怪。
与会专家认为，东北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困难，重要原因在于以“官本位”为主要特征的软环境不优。东北经济真正振兴，可选择一些领域，从营造环境、改变氛围入手，推出改革开放的大动作。
刘世锦认为，东北经济陷入困境，除了产业结构和国企体制问题外，政府体制、市场环境、做事方式、思想意识等方面，都普遍存在着与发展市场经济不适应甚至不相容的问题。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中心主任、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屹山认为，东北经济落后，既不是资源问题和资金问题，也不是政策和基础设施问题，而是东北三省的软环境极其恶劣，是人脑问题、体制问题，严重的官本位思想长期笼罩东北大地，企业生存发展的条件很差。“筑巢引凤，凤来拔毛，不给你拔干净不行”。官本位是市场经济的死敌，只要官本位存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不可能起决定作用。所以东北经济的软环境问题不解决，空谈振兴东北没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委员赵昌文认为，东北地区发展民营经济，需要改变东北的大环境，包括市场经济观念。东北地区仍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只不过比全国的节拍要慢，还有严重的路径依赖。而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更早，发展更快，东北可以学习东南沿海地区发展的经验。其中，体制机制创新至关重要。
与会专家认为，政府太强、市场太弱是东北振兴面临的突出问题。无论是体制机制改革，还是营造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关键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常修泽认为，在“官本位”的惯性运作下，政府权力存在明显的跨界，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在企业内部，企业家的作用和职工的积极性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市场意识和氛围不浓。东北经济困难，不是依靠上多少基建项目或资金扶持就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新一轮东北振兴，需要对上一轮东北振兴模式实行战略性转型，要走出“投资驱动型”，尤其是“政府主导型”的误区。由“政策投入型”转向结构和体制的“闯关型”。
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小鲁认为，东北经济下行的原因，主要不只是资源约束、资金约束、基础设施约束，对企业影响最大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东北这方面的问题更突出，导致营商环境建设滞后。新一轮振兴东北，关键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外，还需要整顿吏治、纠正官风、严打腐败。这个问题不解决，恐怕很难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摆正。
张屹山认为，东北问题的根本在企业，关键在政府。第一，东北有70%的企业是央企和国企，这些企业的发展关键看政府能不能彻底放弃干预，把企业真正推向市场以及怎样推向市场，这个问题不是企业自身能够决定的。第二，企业发展要依靠一定的经济环境，硬环境各地有各地的资源优势和劣势，但软环境的差异却主要由政府决定。因此，东北振兴要求政府把工作重点转到扶植企业上来，政府要通过股份制改造、简政放权等改革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外资的引进创造良好的环境。
赵昌文认为，东北振兴要把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作为一个研究的重点。东北振兴的着力点一定要放在地方，这样才有可能构建激励机制，同时又有强大约束，否则会变成地方向中央的套利，长期来看不利于东北可持续发展。
杨荫凯认为，东北振兴的主体责任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守土有责，是第一责任人，中央政府更多是帮助地方进一步完善营商和投资环境。
与会专家认为，“新体制和新机制”的“牛鼻子”，就是要紧紧抓住东北体制的症结——国企问题，由“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转为“做活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切实实现由管企业到管资本的全面转变。
刘世锦认为，由“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势在必行，必须加快。管资本，就要用好资本，使国有资本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重点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发展战略性、前瞻性产业，促进科技进步，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国家安全。在这个过程中，对国有资本应强调做活、做专、做优、做大。做活，就是推动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证券化，使资本能够动起来；做专，就是在需要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各个领域，提高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做优，就是按照国家战略目标的需求优化布局结构，全面提升效率；做大，把以上几条做到位了，国有资本的规模就会不断壮大。在这个过程中，一是提高透明度，实现阳光下操作；二是鼓励地方和基层试验，允许不同方案同时登台，相互比较、借鉴、优化；三是避免国企改革的意识形态化，淡化以至改变以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的做法。
迟福林认为，实现东北二次振兴，要重点关注国企改革和服务业发展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国企改革不突破，想实现结构调整、制度创新、制造业转型升级就很困难，国企改革必须要破题闯关。第二，现代服务业占比太低严重制约了东北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成为东北经济转型升级的薄弱之处。通过向德国先进制造业大国学习，东北可以走出一条以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拉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常修泽调研发现，由于涉及到工人安置等历史遗留问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存在“夹生饭”现象，处在不进不退的状态。国企改革是破解东北体制症结的第一要务，尤其要突破有关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掣肘。建议：一是按照“做优、去劣、提升中间”的思路分类推进国企改革；二是把处理“僵尸企业”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三是把地方国企和央企都纳入混合所有制改革框架；四是在东北设立“国企改革综合试验区”，突破现行的体制和文件，采取特殊的、非一般的做法。
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白钦先认为，国有企业的病症是综合的，它不是单一病症，有人脑问题、有体制问题、有技术问题、有产业结构问题，单独用哪一种药来治都治不好这个病，必须综合治。他认为，只有搞好国民经济才能搞好国有经济；只有搞好国有经济才能搞好国有企业；只有搞好非国有经济才能搞好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是我们国家的重要财富而不是包袱。
与会专家认为，开放度低是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是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体制机制改革难以破题的重要症结所在。全面加大开放力度，尽快实现对外开放的重点突破，是“十三五”时期东北振兴的重大任务。
刘世锦认为，进一步放开基础产业和服务业准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建议积极推动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放宽准入的改革，在东北先试一步。东北这方面的改革能走出来，对全国将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迟福林认为，相比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开放存在三个滞后，即对外开放程度滞后、市场开放程度严重滞后、产业开放程度滞后。总的看，东北三省对外开放的空间巨大，扩大开放将成为东北二次振兴的新动力。“十三五”期间，面向东北亚区域及发达国家，以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为抓手，以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合作为依托，以建立东北亚自贸区网络为目标，以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和开放服务业市场为重点，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常修泽建议，中央应在东北三省专门设立为东北振兴服务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给东北的企业提供制度和政策的空间，让好企业能够留在东北。从全国配置来讲，现在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都在沿海，东部地区就缺东北。在东北设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延伸推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委员赵晋平认为，东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开放方面没有及时跟上国际国内大形势和大环境的变化，没有能够继续在沿边开放、近海开放、港口资源利用等方面有所创新。新一轮东北振兴，需要抓住“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国际区域合作等战略机遇，面向东北亚，发挥东北的比较优势，在开放方面有所突破，并带动东北改革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