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官的谢幕，总会有一部回忆录或传记回溯其旋转门的经历。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自然也不例外。特别之处在于，伯南克还是作为以大萧条研究起家的知名学者，自认货币经济学和货币史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在2006年成为美联储这个全球最大印钞者的掌门人。他甚至通过量化宽松等极端政策将其印钞功能发挥到极致。弗里德曼曾将这类政策理念讥讽为“直升机撒钱”，外界索性称伯南克为“直升机本”，做实了“印钞者”的称号。
对伯南克而言，他作为美国政经格局主要玩家的时间其实比世人所知的要长。他不仅在格林斯潘时期就担任过美联储理事，而且在2006年接任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之前还短暂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不仅在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由此当选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昔日上司布什总统与昔日搭档保尔森、盖特纳相继离去，他仍旧担任美联储主席，随后主导了美国三次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与退出。他对于最近十年美国经济的影响，作用不亚于昔日的格林斯潘，然而两人时代不同，个性不同，评价也不同。
艾伦·格林斯潘大概是美联储百年历史上最著名(如果不是最声名狼藉的话)的主席了，谈到美联储，好像都不得不提到他。伯南克在这本自传中就花了不少篇幅提到他在格林斯潘麾下的日子。伯南克2003年开始出任美联储理事，当时“9·11”刚过去两年。此前他几乎没有从政经历，他曾经不无自嘲地对总统说，自己唯一从政经验可能就是曾在小区附近的教育委员会服务过。那么他为何受到吸引从学界转向政界？当时吸引他作为理事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能从内部研究美联储，有机会参与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伯南克为此中断了学术生涯，投身政界。这其实也是经济学家的经世济国梦想，甚至也算是呼应他的书名“行动的勇气”。他就如此反问：“经济学不被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那又有什么用呢？”
严格来说，美联储理事并不是美联储主席的下属，主席更多是召集人的意味。不过，美联储的传统之一在于追随主席，尤其格林斯潘这样的强势掌门人。伯南克作为美联储理事出席第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一些细节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会议桌长27英尺、宽11英尺、重两吨，格林斯潘的位置位于椭圆形会议桌中间，四周是各个部门的头。作为资历最浅的成员，伯南克当年的位置是挤在会议室的角落。他自嘲说，“位于格林斯潘主席的视线范围之外”，而格林斯潘在开会前几分钟都没有出现。这一次会议座次安排，很形象地表明了两人当时在美联储的地位差别——格林斯潘时期，格老对利率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权威与影响力，内部人将格林斯潘称之为美联储中“800磅的大猩猩”，伯南克当时的作用更多是旁观和参与。
也正因此，在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日子里，伯南克过得并不算精彩。随着格林斯潘的离任，他才能有机会发挥更多作用。当时刚刚从学界走出的伯南克，在政界、财界的交际并不多，除了偶尔会去看看学术界的朋友。他多数时间都呆在空荡荡的公寓里，要么给家人打电话，要么吃着三明治看《宋飞正传》(Seinfeld)这部喜剧。
凭借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格林斯潘在任期间屡获“大师”称号，卸任时几乎是他声望最高的时候。当伯南克在继承格林斯潘衣钵时，外界曾有过不少质疑。这倒也不是伯南克的资格有啥问题——MIT博士与普林斯顿终身教授的学术背景足够优秀，堪称经济学金童，只是位居美联储主席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格林斯潘的影响实在过大，当时任何人比起格林斯潘都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对此，伯南克内心相当清楚。他自传中也分析了格林斯潘和自己的区别，他一方面肯定格林斯潘的卓越声誉和辉煌履历，一方面则强调两人的背景不同：与伯南克是典型经济学教授背景不同，格林斯潘自学成才，甚至半路出家，格林斯潘的博士经历曾经中断，博士学位也是根据以往文章而获得。伯南克认为，这也使得格林斯潘与他对于世界和经济的认知有所不同：格林斯潘观察经济的习惯是先看树木，后看森林，而伯南克则是先看森林，而非树木。伯南克不无谨慎地评价两人方法论的不同带来的视角不同。他认为格林斯潘的预测方法有时候的确会产生一些有趣的见解，甚至标准的预测可能都无法取得这些见解，“他很精明，知道大量深奥的事实，但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质，与我相比，对各种经济学概念的强调比较少。”
奇怪的是，等到伯南克独当一面，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更多作用，声誉日隆时，外界质疑并没有消停。那个时候，刚好格林斯潘回忆录《动荡年代》(TheAgeofTurbulence)出版，当“60分钟”主持人问格林斯潘如何评价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时，格林斯潘一如既往“闪烁其词”，客气地说伯南克“干得不错”。伯南克记录这些细节，显然也很看重格林斯潘的评价。他一方面暗自希望格林斯潘的评价是正确的，另一方面随着危机继续恶化，他也开始反思格林斯潘书名《动荡年代》所蕴含的反讽意味。
今天学界和政界对格林斯潘与伯南克的评价与当年已迥然相异。伯南克最终通过自己的学养、才智与历练，书写了他自己作为“印钞者”的传奇，除了在拯救金融危机以及力推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外，他也留下了未尽的事业。一方面，他认为在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美联储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得更加透明与更加注重维护金融稳定；另一方面，他也直言美联储的独立性遭遇了政治风险。在大选之年，伯南克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他特别提到了令他极为担忧的三个提案：首先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推动的审计美联储法案；其次是众议院一项议案，要求美联储决策者在制定利率时，遵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泰勒等人拟定的利率公式，而不是依据美联储的独立判断；第三个提案则是针对美联储的紧急贷款机制施加新的限制。
金融危机毁灭了世界一次，也成就了美联储走向世界印钞者的现实。虽然上述提案的初衷不同，但动机多少有源自对美联储扩大权力的恐惧。这些提案，其实在货币政策自主性以及独立性甚至“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上都有限制，如果得以通过，那么美联储权力将会遭遇极大限制，这对伯南克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坦言，这些提案的思路不仅会造成极度严重的后果，也不公平，“当经济复苏没有起到普度众生的作用时，也就是说，没有让每一个人找到工作时，美联储却成了众矢之的。”
权力越大，期望越高，责任越大，落差也越大，这不仅是美联储的问题，也是多数公共机构的恒久难题。对美联储而言，在其成为全球印钞者的时候，很多老问题并没有消失，比如如何在限制印钞者权力的同时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伯南克的解决方案在于主动透明，他认为央行神秘兮兮的日子是老皇历了，美联储不仅应该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央行之一，也应该是华盛顿最透明的机构之一。换言之，他认为美联储会继续扩大透明度，而目的在于保持独立性。这一思路，笔者也很赞同，笔者在《印钞者》中提到过，审计美联储之类的提议或许在给美联储施加更大压力，使其继续扩大透明度，但是中央银行始终是金融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最后贷款人，在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信贷经济下，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央银行。未来将是一个大央行的时代，我们自然不可能完全相信印钞者，但是我们却不得不相信专业人士的力量。
对印钞者而言，更进一步的透明，是印钞者继续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与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