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再次提醒市场，要警惕中国的企业债问题和潜在风险。虽然中国的高企业债务不是一个新话题，但穆迪披露的数据和问题分析，尤其是穆迪指出的系统风险隐患，确实值得国内政府和市场高度重视。
穆迪的报告称，与2015年底相比，今年第一季度末被列为信用评级“负面展望偏向”的中国发债人数量增加了3倍，其中包括那些评级正受到调降评估的企业，以及那些评级展望为负面的企业。穆迪报告称，具有负面展望偏向的发行人的比例在去年底为15.7%，今年3月底为33.3%，而现在已升至69%的高位。上一次出现如此高的比例还是在2009年5月，当时尽管受到了金融海啸影响，最高比例也仅为45.5%。
虽然穆迪也表示，中国具备避免金融动荡的能力，因为中国政府拥有必要的政策工具以及政府运用这些工具的意愿，这显著降低了信贷供应大幅缩减或金融中介全面中断的风险（这些风险通常与系统性金融危机相关），能够防止金融危机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但它也指出，应对中国多方面金融弱点所带来的负担，将对经济造成“可观的拖累成本”，这种代价的体现形式将包括：银行业的巨大损失继续不被确认，资本配置不当，经济再平衡和减少过剩产能的努力被延后，以及较长时期的偏低增长。
对于国际评级机构的风险警示，中国政府官员似乎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甚至还暗含了些微的蔑视——此前曾有中国政府高官就表示，不“care”穆迪对中国主权风险的评级。但在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作为正在走向国际化的大国经济体，对于国际评级机构的风险提示，还是应该加以重视，并与它们形成有效的沟通互动。在穆迪看来，中国的企业债问题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风险点。尽管中国政府可以动用巨大的资源来避免短期风险事件，但企业债问题引发深层次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依然不容忽视。
中国企业的高杠杆、高负债问题，是中国经济困局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国外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国内企业债务总额超过中国GDP的160%。国内统计数据显示，仅债券余额就超过54万亿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债券（企业债券）总量接近17万亿元，占比达31%，涉及发债企业4200余家。2008年以来，随着“四万亿计划”的实施和企业信用盲目扩张，中国国内的杠杆率（不同形式贷款与GDP比值）上升超过了100个百分点，增速远高于其他国家。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形势不断下行，企业借贷质量也出现恶化趋势。特别是今年以来，已有山水集团、亚邦集团、天威集团、宏达矿业、东北特钢、中煤华昱等企业共计17只信用债出现违约，涉及金额接近200亿元。违约的企业有民营企业，也有国有企业，很多企业违约开始根本没有一点预兆，投资者也无法提防。
由于国内一直保持较高储蓄率，在中国股票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企业高杠杆是必然的事情，但与股权融资不同，债务融资一旦出现问题，将严重影响发债人向投资者的兑付能力，不仅金融机构或存户将蒙受损失，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将受影响。目前，国内已经进入了企业债到期兑付高峰期，到年底将有4.12万亿企业债务规模，民企和国企者有。如果企业债违约规模大幅扩大，就可能让超过百家金融机构深陷这波企业债务风暴当中，更使多家银行面临债权到期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
中国企业债务过重，与经济转型也有密切关系。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快速，受人口红利、工业化、加入WTO等多种正面因素的刺激，中国经济在没有加很多杠杆的情况下就实现了高增速。但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调整阶段，以往的有利因素快速消失，加上很多产业的投资趋同程度又高、产能过剩情况严重，导致大量企业效益严重恶化，收入无法支付债务本息，企业偿债能力不足、现金流不足，只能以借新还旧方式应对，让中国企业债务问题越陷越深。
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短期内尽管中国政府可以动用手中的资源避免出现企业债“塌方”，但这些救助会埋下更深的系统风险因素，继续引发结构性问题，其代价则由众多的市场主体来承担，银行坏账、企业破产等都是表现，地方经济塌陷和财政收入减少也是“副产品”。而且在处理企业债问题时，国企和民企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国企债务可以搞债转股、得到各种救助，而民营企业则直接变成坏账，企业破产清盘。如果任由企业债风险的雪球越积越大，在经济增速下跌过大新的经济增量上不来的情况下，企业债务问题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金融风险的引爆点。
国际评级机构指出的中国企业债风险问题确凿无疑。如果按目前的模式发展下去，企业债务问题迟早会成为中国经济和金融风险的引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