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产物，在发达国家基本成型。
瑞士信贷研究院5月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已有1.09亿人，尽管从绝对数量看已是世界第一，但从占人口比重来看则仅有11.3%，远低于发达国家。该报告显示，美国中产阶层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了50%，日本更是高达到68.6%。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是产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政府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和对低收入者的政策扶持。”
发达国家中产群体或达六成
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扩张较快的时期。
“在二战之前，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占到人口多数。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中等收入者就逐渐占到50%左右，显现出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李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白领人群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扩张非常明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及，在美国，白领人群规模从20世纪40年代的1000万左右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的5000万，30年间扩充4倍，1980年白领人群已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
当前，多数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重已经过半。根据瑞信研究院的报告，2015年澳大利亚中等收入群体占66%，比利时和新加坡占60%以上，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达到55%以上。
在李强看来，发达国家之所以形成了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多数的社会结构，离不开一系列前提条件，比如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管理阶层、科学技术队伍、蓝领阶层白领阶层、收入分配、社会福利和教育。“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一方面带来居民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带来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变化，农民占比减少，专业技术人员、管理阶层或科研人员等蓝领、白领人群逐渐增加，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
不过，近年来由于发达国家遭遇金融危机等影响，橄榄型社会结构也受到一定冲击，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出现下降。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美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55%缩减至2014年的51%。中产阶层家庭收入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也从1970年的62%降至2014年的43%。
李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与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相比，金融危机发生时，股票、房产价值下跌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冲击最明显。”
李强提及，政府在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作用很重要，通过收入分配调整减少低收入者的比重，通过社会保障制度避免中等收入者落入到社会的下层。
日本政策扶持改变社会结构
与欧美国家主要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和职业结构变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相比，日本政府通过扶持性政策改变社会结构的特征较为明显。
在总人口仅1.27亿的日本，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宣称建成了“1亿中流”。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常兴华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相关措施的过程中，着力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使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例如，为缩小城乡、地区间的差距，日本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制定《山村振兴法》《欠发达地区工业开发促进法》《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等法律，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开发，缩小了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差距。
另外，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是当时日本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常兴华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日本政府不仅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而提高农村迁移者的收入水平，还通过补贴等手段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整体上提高了社会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使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快速扩大。”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介于22000元到65000元之间视为中等收入者。照此计算，2010年全国中等收入者人口比重为21.25%，即1/5强，约2.85亿人。
基于发达国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经验，李强认为，我国可以从七个方面共同发力：即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推动城镇化、提升农民工收入和社会地位、推进收入分配调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教育水平，以及拓宽市场准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