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威人士”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要真正稳健，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要真正积极”之后，有关部门加强了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和贯彻。近期，财政政策方面就不断传出“积极”的声音。
近日，财政部发布有关负责人就政府债务问题答记者问，更加明确地指出，总体来看，我国政府债务仍有一定举债空间。这就是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还比较大。5月30日，财政部和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共同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积极稳妥地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这可以使积极财政得到更多资金的助力。此外，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在5月《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将在2016年至2018年的三年间，重点推进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303项，涉及项目总投资约4.7万亿元。这是与积极财政有关的重大措施。
积极财政政策表现为减税和增支两个方面，可能导致财政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从而赤字率上升，需要政府部门举借更多债务。从2008年下半年至今，我国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应地，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有所增长。这导致人们对债务风险的担忧。但实际上，我国政府债务的规模并不算大。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26.6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9.4%。横向比，这大大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纵向比，这个负债率（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GDP的比率）与2007年时比较，提高的幅度也并不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与国内数据有一些差距，但趋势基本一致），2007年末我国政府部门的负债率为34.8%，2015年三季度末为43.5%，仅上升了8.7个百分点。同期，美国政府的负债率从60%上升到98%，上升了38个百分点；欧元区政府负债率从66.7%上升到105%，上升了38.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这些年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力度并不算大，最多只能算是稳健地积极。实际上，在这几年中，只有2009年和今年的赤字率达到了3%，这也显示财政政策留有余量。
这可能与一般人的印象大相径庭。在人们的印象里，当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非常强劲，而之后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令人担忧，这似乎都说明财政政策很积极。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确快，但中央政府债务增长比较平缓；“四万亿”的确强劲，但财政政策主要是起到主导的作用，刺激经济的主力则是货币政策。也就是说，货币政策越俎代庖了，本来应该由财政政策发挥的一些作用，实际上是由货币政策去完成。
为什么这些年财政政策只是稳健地积极而不是真正地积极？怎样才能使财政政策变得真正积极，从而减少货币政策越俎代庖的现象？可以说，财政政策在现实中有时候难以真正积极，既与我国的财税体制有关，也受到人们对政府作用的观念的影响。
从财税体制看，中央财政财权大但在一些领域事权小，在财政收入中占比高而在财政支出中占比小。于是，担负着更大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地方政府财力比较弱，这减弱了它们举债的能力。而举债能力强的中央财政因为事权和支出责任较少，没有太大的必要性去举借更多债务。在这种“错配”中，就可能有一些应该由财政去完成的功能没有及时实现。
从观念来看，人们总是希望市场发挥更大作用而政府发挥较小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人们容易记住前一点却往往忘记后一点。因此，在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很多时候也由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去完成。例如，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希望起到主导作用，而投入则主要由企业完成，于是，能够收费的高速公路建设得最快，而其他道路建设要相对慢一些。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使用者付费的模式比较流行，甚至一些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也使用这种模式。财政政策难以真正积极其实意味着我们在公共服务方面有一些欠账。同时，企业部门负债率较高。
因此，财政政策要真正积极，首先，需要我们改变观念，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有更深刻的认识；其次，需要调整财税体制，推动事权财权对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