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月薪1万元的员工，扣除个人缴纳的社保及个税等，拿到手的部分是7300元，企业总计为其支付约1.6万元。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只是企业用工成本的一部分，还有一大块是附着在工资上的用工成本。调查显示：用工成本过高，让不少企业觉得难以承受。(6月7日《中国经济周刊》)
除了之前已经被多次讨论的社保缴费费率偏高，让企业为此付出了相当高昂的成本外，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企业反映出了更多的新问题。企业指出，目前以农民工为主导的用工体系，面临着农民工流动性太高、导致企业招工难的现象。而农民工对城市缺乏归属感，是留不住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就是“企业用工成本调查”折射的新问题。如果农民工在就业地始终没有归属感，住房、就医、孩子上学等问题都得不到妥善解决，就很难稳定下来。农民工本身属于中低收入群体，由于户籍限制，很难享受与市民同等的福利保障。以子女教育为例，农民工子女很难获得公立学校的入学名额，只能转而进入费用更高、师资水平却不如公立学校的民营学校。虽然近年来部分地区试点积分入学制，为农民工子女敞开了一道门，可是能够获得足够积分的幸运儿太少，滴水难解农民工子女就学众渴。
而在医疗方面，农民工工作不稳定，存在明显的换工间歇期。其次是流动性很强，今天可能呆在北京，明天就去了广州打工。在现行医保制度下，只要医保缴纳中断一定期限，就无法享受报销待遇。如果去了其他地方发展，又存在异地医保对接的障碍，医保待遇必须从零开始。这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农民工的看病成本。
至于住房，虽然部分企业农民工可以住在宿舍，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并不提供类似福利。随着城市房价的节节攀升，农民工的租房成本也同步在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北上广等外来人口集中的一线城市，以城市化为由对城中村、地下室、群租房的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导致了符合农民工需求的低租金房屋数量减少。虽然这些城市也有零散的公租房建设，但地址远、数量少，不能满足农民工群体的需求。农民工越来越感觉到租不起房。
这些以往被忽视的隐性成本，与偏高的社保缴纳费率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农民工日益沉重的生存负荷。于是农民工对于薪资待遇的敏感度也随之强化，区区三四千元的工资明显捉襟见肘，从而助长了用工荒。
近年来物价持续上涨，但退税机制缺席，让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民工无法获得合理的退税待遇。甚至于某些地区在物价上涨过快时推出的低收入群体生活补贴，也基本服务于户籍人口，农民工并无此福利，这无疑是又一项隐性成本。
企业用工成本高，主要在于小企业却要承担太多的社会责任，农民工承受着过多的隐性成本，让看上去每年都在涨的工资，折耗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开支增加上，由此反映出的二元户籍制弊端、住房保障性不够、公共资源分配以及税收制度不合理，又间接转移到企业身上，造成用工成本持续增加。所以，仅仅降低社保缴纳费率、降税是不够的，政府还要通过综合提高农民工应得福利待遇的改革举措，为企业真正减负，让农民工同步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