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央行在《2015年年报》中，提出“允许符合条件的优质外国公司在境内发行股票，可考虑推出可转换股票存托凭证（CDR）”的设想，引起市场高度关注。分析认为，央行考虑推出CDR或是为了帮助海外上市的“中概股”解决回归问题，同时央行的表态也意味着金融领域改革或将提速。
所谓CDR，是指外国公司将部分已发行上市的外资股票托管在当地托管银行，由存托银行发行存托证券并在内地证券市场上市交易。它是美国J.P.摩根公司（J.P.Morgan&Company）1927年为了方便美国人投资英国股票而发明的。CDR对发行人的优点包括：市场容量大，筹资能力强，可有效回避直接发行股票与债券的法律限制，且上市手续简单、发行成本低，同时，其也受到投资者的普遍欢迎。
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我国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才认真研究CDR的，原因是大量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公司对到内地融资需求强烈。为此，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了积极磋商，做出了积极反应。但经过激烈争论，最终提出只有注册地在境外的公司才能在国内发行CDR。这样，H股、S股公司就被排除在外了。要想在境内直接融资，必须通过IPO才能达到目的。正因如此，“中概股”回归就成了市场和投资者非常关注的问题。
如今，央行就这个问题公开表态，明确表示可考虑推出CDR，对“中概股”回归以及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直接融资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虽然推出的时间尚未确定，至少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事实也是如此，在注册制迟迟难以推出以及相关的上市制度还有不少门槛等情况下，如果能够推出CDR，从而为投资者提供更大的投资空间和更多的投资机会，可以预期将受到市场和投资者的欢迎。特别是民间资本，能够在CDR中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因为，凡是通过CDR到境内市场来融资的，大多是质量优、市场形象好、成长空间大的公司，不仅投资者能够通过投资这样的公司获取相对较高的收益，也能够有效改善资本市场的环境、提高资本市场的质量。
众所周知，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与之相适应，虽然居民储蓄占广义货币(M2)的比重出现了下降，已由2002年的51%下降到目前的不足40%，但居民储蓄的绝对量还是相当大的，有55万亿元左右。更重要的，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偏冷，加上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也越来越少，更多的民间资本都在等待观望，甚至出现了向外转移的现象。在此情况下，如果能够推出CDR，也能够有效释放居民储蓄和民间资本的活力，提高居民储蓄和民间资本的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能够尽快推出CDR，还能大大减轻“中概股”回归带来的成本压力，减轻“中概股”的负担，也能够有效缓解资本市场的压力。因为，从目前“中概股”回归的实际情况来看，多数“中概股”在实行私有化过程中，都采取了高对价策略，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这些代价，显然要从回归以后的投资者手中弥补。一定程度上，等于将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转移给了外国投资者，而CDR则可以有效避免这样的损失，减轻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的负担。
当然，CDR也不是万能药，并非只带来利好，而不会产生利空。首先，哪些“中概股”或境外公司能够进行CDR，需要有关方面认真把关。
具体来说，一些虽然已在境外上市，但业绩不好、形象不佳、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是不适合CDR的，以避免给境内市场带来新的伤害；其二，相关的政策、制度等要加快建立健全，尽可能地避免制度漏洞、防止政策真空；再者，要加大监管力度，特别要吸取A股此前剧烈震荡的教训，对CDR推出后的各个领域和环节都要加强监管，避免CDR推出后引发许多新的问题；最后，对发行CDR的公司，其业务应当主要在境内，筹集的资金也要主要投资在境内，而不是用境内的水养境外的鱼。这样的赔本买卖决不能做，也不允许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