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些负面因素，接连引发国际评级机构关注。
标普近日发布数据称，去年受评中国内地房企的整体债务同比激增21%，虽然融资成本有所降低，销售回款改善，但房企债务情况仍继续恶化。实际上，标普今年已11次下调内地房企评级，而现如今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效应，已在国内引发多方讨论。
债务问题不仅存在于房地产行业，根据标普今年3月发布的数据，因低利率和公司举债促使债务激增，中国债务与GDP之比已攀升至232%；5月10日穆迪亦公布，涵盖所有行业在内的中国债务已经增加至GDP的280%左右。同时，两家评级公司双双下调了中国评级展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亦提出警示，其在结束磋商访问后对中国经济发言称，中国的企业债务总规模已达经济总产值约145%，不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都非常高，剔除影子银行的债务敞口，保守估计企业债务问题将令中国银行业潜在损失达到GDP的7%，当局须针对企业债务风险尽快采取措施，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尤其严重的是国有企业，其债务占比高达55%左右，这远远超出其在GDP中22%的占比，且国有企业利润还低于私营企业。
当然，无论是标普、穆迪对中国评级的下调，还是IMF对于债务问题可能引发危机的警示，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够全面和失之偏颇，如中国债务结构以内债为主，有着较高的“安全系数”。不过，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之下，企业利润缩水、债务增加、偿债能力降低，已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一大潜在风险点。
至于如何处理企业债务，首先处理债务与处理不良资产紧密联系，不良资产在实体经济中对应的是过剩产能和过多库存，因此需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而这三者正是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的重要内涵，可以说，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改革，对于处理债务问题作用最大。
同时，因为中国企业债务问题国企占比较重，因此，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让市场化的“出清机制”在国企中真正发挥效用，同样迫在眉睫。
此外，对于信贷增速过高需采取谨慎态度。企业债务，尤其是国企债务率偏高，直接原因即是信贷增速较高，企业获得贷款相对简单。去年以来一二线城市房价交替上涨，房地产市场“地王”频出，即与货币供应宽松关系较大。正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所言，“货币供应过多了，不是带来物价的上涨，就是带来资产价格的上涨”。
实际上，决策层对此心知肚明，此前权威人士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即多有提及，针对供给侧改革与国企改革的政策也频频发布。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改革推进不尽如人意、信贷增速居高不下，以及房地产等行业“加杠杆”。出现这类情况一方面是改革的固有阻力，以及经济稳增长相伴随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推进供给侧改革，解决产能债务难题，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的高级别领导小组来统筹。
目前，供给侧“三去一降一补”中，去产能由工信部和发改委、去库存由住建部、去杠杆由央行牵头，虽然这种模式有其优势，但一项任务往往涉及几个部委。同时，去产能、去库存等任务方面虽各自出台了相关政策，但仍缺乏一个通盘考虑的整体方案。
因此，我们认为，当前急需成立一个高级别的领导小组，有一个通盘的实施方案和具体的行动规划，可以协调各部委之间利益和调动各方面力量，来统筹解决产能、债务等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