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以来，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已成为构建中美经济金融合作的重要桥梁。伴随着明年初奥巴马任期结束，第八届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是奥巴马政府的收官之作，根据会后清单，本轮对话共计达成60多项成果。笔者特别关注的是：汇率问题已不再是双方指责的焦点，反而合作进一步加深，比如中方给予美国2500亿RQFII额度以及在美制定清算行显示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开放取得进展；去产能面临国内外压力，考虑到其中的转型痛苦，预计推行改革进展需要加快；而就广泛关注的BIT谈判，由于双方利益存在分歧，且美方对中方负面清单过长颇有微词，难在奥巴马任期取得突破，再次说明了中美非常态下的合作之难。
梳理至今八次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笔者发现，本轮战略对话出现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从强调合作到管控分歧，这样的提法在中美分歧不断的当下，似乎更加务实。
具体来看，从2009年到2012的前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总的趋势是反映了中美两国战略关系的不断加深，关系日益密切。从议题上即可明显看到，从第一次的主题“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合作”，到第二轮的“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再到“建设全面互利的伙伴关系”，最后到“深化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推进持久互利的关系”，中美关系的定位年年提升。
但从2013开始的四轮对话，有些停滞不前的感觉：从第五轮的主题“推进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全面互利伙伴关系”，到第六轮“推进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到去年的“加强战略性对话，提升合作水平”，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而这背后届时的恐怕是越来越明显的“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突”，中美两国进入外交非常态阶段。
正如笔者在早前本专栏的文章《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外交非常态》中所提，从近年来中美两国在高科技贸易限制，南海争端、网络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早前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创建亚投行遭遇美国的抵制等现象可以看出，不仅仅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就连一向被视作中美利益交汇点的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摩擦也将持续上升，大国博弈之下，合作更加不易。
所以，本轮中美与战略经济对话出现了新思路，即中国领导人在强调合作的基础上，罕见的直面分歧，如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中提到的，“中美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双方要努力解决或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加以管控，只要双方遵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中美两国关系就能避免受到大的干扰”，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表态使得本轮战略对话更加务实。
谈及管控分歧确有必要，其背景是中美两国从经贸金融关系来看，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难以割裂。例如，贸易方面，截至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出口份额的15.8%；而对美国而言，对中国贸易出口份额也从1997年的2.1%上升到2015年的8.4%，中国成为继欧盟和加拿大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并于2015年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同时，中国赴美旅游、留学热潮有增无减，美国对华服务业出口增速远超商品出口增速。
相比于贸易交流，相互投资仍有较大发展空间。美国是中国第一大投资国，截至2015年底，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FDI）达774.7亿美元。证券投资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通过QFII以及沪港通等渠道投资中国证券市场。与此同时，美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也为中国企业实现美元融资提供便利，更多中国公司选择在美国上市，以提升企业知名度，更深入地打入国际市场。此外，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人。截至今年3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高达1.24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债市场的8.1%。与此同时，美国亦是中国的较大债权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大银行持有969亿美元的中国债权。
中美贸易金融关系之密切，使得两国汇率政策越来越注重合作。相比于去年在美国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淡化了三年的人民币汇率再次成为焦点，伴随着去年811人民币中间价改以后，人民币大幅贬值加剧资本流出，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原本应于9月启动的美联储加息罕见的考虑了其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影响，暂缓加息，中美双方的汇率政策由以往美方对中方汇率操纵的指责转向更多的合作。
此外，在今年2月底上海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央行已经就避免竞争性贬值,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讨论沟通达成共识。而在今年5月19-21日笔者参加的杭州举行的中美金融研讨会上，中美双方围绕“G20与金融稳定”、“美国加息周期与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也有广泛共识。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加息路径的选取，除了本国经济基本面因素以外，对海外市场的影响，特别是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也势必会纳入其政策考虑的权衡因素当中。考虑到5月美国非农数据严重下滑，预计美联储今年加息或许一次。
除了汇率问题的共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有所突破。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中，中方决定给予美方2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额度，并承诺将来在美国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在笔者看来，这对于近期人民币两度贬值，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受阻后的一个利好。可以看到，自去年811汇改以及岁末年初两度人民币贬值，不仅造成了资本流出的态势，也使得决策层重启了部分资本管制，以防止态势恶化。在此背景下，香港、台湾等离岸人民币存款、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等都出现下降态势，笔者编制的月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也自去年8月的高点震荡下滑，与近五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整体上行的趋势出现鲜明反差。
而这也说明在当前英国退欧公投与美联储加息导致的全球金融动荡加剧，以及今年9月中国即将迎来G20杭州峰会与10月人民币正是加入SDR篮子的有利背景下，稳定人民币汇率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确保国内经济企稳与供给侧改革推进都是当务之急。
当然，主要共识体现在金融领域，中美就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分歧仍然突出。美方从以往对中国主导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欢迎上升到对中国向外输出过剩产能的批评，如美财长雅各布卢(JackLew)提出，中国钢铁、水泥和其它重工业产品过剩产能，已经形成一股廉价出口洪流，造成海外市场工厂关闭和工人失业；而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则认为美方言过其实，并尖锐地指出，当初中国在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提振世界需求的时候，华盛顿方面没有发现有任何抱怨的理由。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去产能任务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正如笔者在文章《去产能不应止于国企解困》中所提，当前去产能任务不易，决策层“既要保证过剩产能退出”，“又要让大量职工饭碗不丢，还要保证他们拿到新饭碗”。“既要产能退出，又要尽可能重组，少破产”，这其中其实体现了对待去产能工作的矛盾心态和难度。后续如何推进，还需看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出现转变之际，不确定性有所增强。
此外，广受期待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并未获得实质突破，考虑到今年是奥巴马任期的最后一年，一两年内BIT谈判恐怕有搁置的可能。实际上在笔者看来，BIT谈判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作用堪比十五年前中国入世；但从目前情况判断，BIT谈判最终修成正果，困难重重，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原因在于：
首先，BIT谈判涉及到全面的对外开放，且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短期内会损害到两国部分行业的利益，特别是关系到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技术的界定、国家安全、国企竞争中立等问题的谈判，耗时耗力。目前中国正在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等等，上海自贸区的进展似乎有限，为了满足BIT谈判的要求，国内还不得不进行克服一些结构性、制度性方面的问题。而美方也不断对中国负面清单过长表示出不满。
其次，中国呼吁美国安全审查机制改进，但十分困难。受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影响，中国国有企业对美国的投资无法获得通过，中国希望美国在这方面有所改善，并提高审查的透明度，简化程序，以减少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的障碍。但美方表示可能性很小，因为这个问题需要提交美国国会讨论，并非由政府决定。
再有，美国对中国设置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门槛之一是美国在BIT谈判中不仅针对国有企业，还将国家支持的企业诸如华为、小米等大型企业也纳入限制范围。即便其性质是私有企业，但只要国家对这些企业给予补贴，美国都认定为违反身份认证。门槛之二是仲裁，中美两国企业发生的冲突交由国外第三方机构仲裁，中国可能无法承受成本。
综上，在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日益紧密的当下，中美大国金融领域的合作虽然越加广泛，但分歧和博弈也无处不在。从促进合作到管控分歧是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论坛的新思路，可能也是今后一段时期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这是更加务实的选择，但也带来了不少挑战。未来中方若要在双边关系中占据更多主动，稳定国内经济、加速推进改革、避免金融动荡或许能提供最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