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人大在专题调研中发现，一些上海制造业人士感到前途堪忧，时常有“垂头丧气、低人一等”的感觉。
精神状态的低迷，和制造业的下行压力直接相关。由于成本水涨船高，国内国外需求双双走低，企业经营规模和利润都面临不小的问题。经济整体处于下行周期时，大环境带来的困难谁都无法回避，特别是大家都看到上海制造业的比重在衰退，从业者难免有“边缘化”之感。
但是，精神低迷，只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吗？
在笔者的观察中，如今上海有的制造业企业，存在一种“鸵鸟心态”。一个表现是它们长期不发声音，不愿意别人关注，最好“消失在公众视野里”。反映在市场上，这些企业股价长期低迷，市值不断缩水，让投资者失去信心。
困难有目共睹，但市惩公众期待看到曾经辉煌的制造企业有所作为，期望看到有担当的企业家站出来，拿出改革方案、创新战略，带头做出实际行动。
回顾上海工业发展的历史，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上世纪90年代纺织压锭时，上海工业基础远不能和今天相比，产能过剩、效益低下、就业压力等带来的困难之甚，也大大超过今天。
那时，上海一面带头去产能，一面致力于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大转型，一批制造业企业从弱变强，有的甚至白手起家，做到全国第一、世界领先。这期间，有上海百万产业工人的团结拼搏，更有一大批卓越的企业家奋发图强。这批人中，还有年近花甲才投入创业的老一辈企业家，无论精力、学历，都比不上今天的企业家更有优势，但他们那股舍我其谁、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气神，值得今天的企业家重新拾起。
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上海工业蓬勃发展，一些企业壮大了，有家底了，却容易失去当年的拼搏精神、冒险精神。一些企业家面对下行压力，想方设法稳住阵脚、守住家底，但却不敢在创新转型上真金白银大胆投入，不能对落后产能下定决心壮士断腕。
而如果企业怕犯错，怕失败，在经济下行周期和产业新旧更替的大环境下，再厚的家底，也会慢慢流失。放眼世界，柯达、诺基亚等企业的衰败，就是不远的例证。
审视今天的大环境，虽然上海的制造业比重在降低，但制造业在城市中的地位，其实并没有降低。上海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未来五年内保持一定规模制造业比重的目标；面对今年以来的制造业困境，上海专门制定制造业振兴方案，还提出要像保护耕地一样保护制造业。
为何上海对制造业如此重视？稳增长、保就业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制造业是上海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载体。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离不开制造业的基矗因此，上海的制造业没有边缘化，也不会边缘化，制造业者更不应自怨自艾，认为自己“被边缘化”。相反，上海制造业的企业家们应该承担起创新转型的责任，主动站到引领城市发展的最前沿，同时也站到中国制造新发展的最前端。
当然，在现实中，精神动力不会凭空产生，要激发制造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既需要有宽松的氛围，又需要有一定的压力倒逼。
近年来，上海已经开始探索建立企业家鼓励创新的容错机制，也有企业把宽容失败写入了公司章程。但即使有了一些机制，体制内的不少企业家碰到冒风险的重大决策时，往往还是战战兢兢，顾虑重重，虽说机制上容错，但现实里还是怕犯错。
建立容错机制，恐怕只是改变企业家精神状态的第一步。营造宽松的创新氛围，需要给予企业家真正的尊重和信任，给予企业充分的自主经营权，毕竟企业家是最懂企业经营的人，是最会为企业利益着想的人。
上海制造业，还需要视“企业为家”的企业家。一些企业家本身能力突出，企业经营管理上出类拔萃，但由于调动频繁，他们很难在某家企业任期上大展拳脚，难以为企业思考长远战略，更难真正地“视企业为家”，把企业发展当做自己的长期事业。有的企业家从政府来，干了几年又回政府去，在经营企业期间，没有太大压力，便产生“无过即是功”的想法。因此，要培育真正的企业家，还是需要强化市朝的选人用人机制，要增强企业经营者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曾经，在上海制造业快速发展阶段，能进入大工厂工作，是光荣的事。谈婚论嫁时，一些工厂职工是“香饽饽”。但现在，工业企业职工收入和金融等其他行业差距很大，哪怕是研发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收入也不够体面，和创造的价值不匹配。很显然，如果制造业从业者长期感到“低人一等”，那么优秀人才就会逐渐流失，后续人才也会越来越少，支撑制造业创新转型的基础将会缺失。
就在前几天，宝钢17年的不锈钢高炉正式关停，引发公众对上海制造往昔的追忆和感叹。但是，一座高炉的关停，不该是上海制造业的告别仪式，而应是吹响新旧更替、转型升级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