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沿着“日用消费品－电子消费品－机械设备”的路径演进。显然，我国贸易结构的演变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历程是一致的。因此，着眼未来贸易政策走向，我国理该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引导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鼓励本土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真正培育我国的全球价值链。
我国贸易增长近几年显著放缓，同时贸易结构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到底该如何看待，又如何评估我国贸易结构的这些变化，对确立未来我国的贸易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全球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大大上升。中间品有三种类型的直接流向：一是流向国外的生产类部门；二是流向国内生产类部门；三是流向国内和国外消费类部门。
受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价值链的“长鞭效应（BullwhipEffect）”影响，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隐含的东亚出口国增加值显著下降，我国吸收东亚出口国中间产品增加值虽仍呈上升趋势，但年平均增长率大幅下滑，我国及欧美等国采取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使中国吸收的东亚出口国中间产品增加值和加工贸易出口隐含的东亚出口国增加值逐渐回升，且均已超过2007年的水平。
2013年，OECD发布全球价值链的最新研究报告《互联的经济》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主要得益于通过吸引外资发展加工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出口成功得益于加工贸易政策，中国经济发展和出口成功与加工贸易和亚洲地区GVCs发展密切相关。GVCs导致亚洲劳动力垂直分工，给后工业化的中国创造了发展制造业的相对比较优势。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逐渐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据UNComtrade数据库，1995年至2013年，我国从日本、韩国进口的贸易总额分别增长6倍、18倍。上世纪90年代，以嵌入式分工模式为特征的加工贸易在我国迅猛发展，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随之大升。加入WTO的十五年来，中间品货物贸易量年均增速显著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我国中间品贸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本国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禀赋，生产层次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再输往国外；二是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利用本国劳动力禀赋加工和组装，生产成最终产品或中间品后出口到国外（即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催生了亚洲地区的三角贸易，使我国能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规模与深度兼具的制造基地，在制造业大多数部门和生产环节都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在电子、汽车、机械等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部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产业转移。UNComtrade统计数据显示，自2005年起，中间产品贸易在贸易总量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主要从韩国、东盟、欧盟、日本进口大量的零部件产品，然后将最终品主要出口到美国、欧盟。我国零部件进口相对更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排名前三位的经济体，例如电子集成电路从韩国、马来西亚进口，占70%以上，同样零部件出口主要分布与最终产品也基本相同，但我国中间品出口地更为集中，例如电信设备、零件出口美国和欧盟，占约70%，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中间品贸易的中心。
中国中间品进口规模巨大，且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中扮演着最重要的加工装配生产者的角色，即从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组装后再将最终产品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通过对中间品进一步地分析，中间品差异对产业分工和技术升级有显著影响。在中间品构成中，零部件产品的技术含量一般要高于半成品，特别是机械、电子等行业的精密零部件更是现代制造业中的尖端领域，其核心技术大多由发达国家掌控，零部件进口所产生的技术投入和技术溢出的效应更强，进而出口对整个价值链的提升作用也非常突出。而半成品作为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投入品，在食品加工、纺织行业中，主要是用于低端的最终消费品，进口的过快增长极有可能被锁定在产品内分工的低端，不利于提高生产率。
一方面，随着我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阵营，劳动力、土地等低技术水平要素成本呈现不断上升态势，这使得中国在低技术制成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正经历来自拉美及其他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冲击；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和工业经济体纷纷提出“重返制造业”，新一轮工业革命和区域贸易协定也在重构全球价值链。在这一背景下，近些年来，我国一直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嵌入式分工的出口结构也在发生重大转变，并可能逐步退出。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由2007年的50.7%降至2014年的37.8%；同期间，加工贸易占进口则由38.5%降至26.8%，显示中国贸易结构已经开始趋向转型升级。
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在引领出口结构从一般消费品向资本品升级。2015年以来，我国外贸出口中机电产品已占了半壁江山，大型单机和成套设备出口成了亮点。除了高铁和核电，中国制造在其他领域的出口也表现出了较强竞争优势，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出口增长保持了较高水平。
国际产业转移的历程，主要沿着“日用消费品－电子消费品－机械设备”的路径演进。显然，我国贸易结构的演变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历程是一致的。因此，着眼未来贸易政策走向，我国理该将升级全球价值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内分工，打造和延长国内价值链。短期内，应继续促进成套机器设备进口，加速国内陈旧设备的更新，增加国内资本积累。
从总体上看，我国吸收国际资本的综合优势并未显著减弱。扩内需政策将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增长潜能，逐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外商投资创造条件。但从长期看，更应提高研发经费的投入和效率，鼓励本土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真正培育我国的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