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上周五(7月15日)对外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340637亿元，同比增长6.7%。上半年中国经济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均交出6.7%的成绩单，尽管有观点指出这是经济平稳筑底的表现，但一系列重要指标的继续下探仍引来不小担忧。
对于中国经济的上半年表现而言，缘何在走出一季度给出普超市场预期的“开门红”后，二季度同样给出虽未现明显好转但仍普遍好于市场判断的结果？积极因素和待解难题间的博弈又将何去何从？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基于当前我国政策选择余地和经济回旋空间依然较大的两大特征判断，上半年6.7%的表现为全年实现经济增长6.5%的既定目标奠定了基础，长远看亦可对中国经济保有中性乐观。
理性看待投资、出口新变化
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国内围绕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或让中国经济高增长难以为继的论调渐成主流，此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围绕结构转型以及寻求更有质量发展成果的经济新常态逐步走入公众视野，并占据主导。其具体表现在宏观数据上，投资的持续低迷以及出口的疲弱甚至长期处于负增长区间。
但不可否认，上半年的经济走稳仍与投资的支撑关系密切。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58360亿元，同比增长9.0%，相较于一季度10.7%的增速回落1.7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继一季度创下同比5.7%低增速之后，在二季度继续走低下探，仅实现2.8%的同比增速，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1.5%。
就一、二季度数据展开对比，不难发现，在固守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传统模式之余，一些新动向也值得关注。在与国有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仍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速(上半年国有控股投资实现增长23.5%；一季度为23.3%)的同时，有着投资主阵地地位的“基础设施”继一季度给出同比增长19.6%表现后，上半年增速更是升至20.9%，可见国有投资发力不小，然而，即便如此也难抵占比超过半边天的民间投资断崖式下跌带来的对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下行拖累。
外贸的表现同样牵动各方的敏感神经。统计显示，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11335亿元，同比下降3.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3.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64027亿元，下降2.1%，收窄3.6个百分点；进口47307亿元，下降4.7%，收窄3.7个百分点。相较于一季度的外贸数据呈现两位数下跌而言，有所好转的外贸表现仍未走出“双降”通道，显示外需短期仍难被寄予厚望。
对于上半年投资、出口呈现的一系列多变表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从外部环境看，形势仍然处于“不可控”区间，尤其在英国“脱欧”之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土耳其的动荡、恐袭等构成的国际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看，我国出口环境仍难言乐观。
其次看国内环境。王晋斌说，当前大力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角度出发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如果去除出口因素，短期内确保GDP增长只能依靠消费和投资，统计显示，上半年消费仍实现10.3%的名义增长，此外，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同时，居民收入也在实现稳定提升。他认为，上半年6.7%的经济表现应主要归功于短期的经济刺激，即投资的持续增长。
“尽管国有投资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投资的增长，但也不可能过快，过去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大都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关，这就意味着其发力的空间不会像2008年那样大规模上马项目，而是转为有所收敛的投资增长和扩张。”王晋斌强调，既然单纯依靠国有投资不可为继，民间投资的重要性就得以凸显，但断崖式下跌的民资增速显然为决策层敲响了警钟，“我们应该理性看待投资和出口面临的新情况和出现的新变化，并积极采取措施和行动，有的放矢地针对变化做出正确决策。”
让资金有意愿进入实体经济
在王晋斌看来，不同于以往一味地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GDP高速增长，现在的增长模式处于交互期，传统的经济亮点继续保持，新的经济动能也在发力，他认为，我们的政策空间仍然巨大，围绕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求，围绕去产能、补短板等具体任务部署降低供给成本的政策安排，逐步积累势必带来成效。
在释放民间投资积极性方面，王晋斌认为，之所以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其间既有对未来经济预期不足的影响，也有当前客观原因以及一系列制度性约束和阻碍形成的屏障因素。比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生产率提升速度不够快等，加上民间资本禁止进入的领域逐渐放开但仍不够；另外制度原因，比如简政放权虽然推进，但事实是民间资本在地方的办事效率还有待提高；再有，我国的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分离程度十分明显。
“出于不同部门间的收益率差距巨大的原因，导致资金更多停留在金融部门空转以赚取高利润，而并不愿意流向收益率较低的实体经济，比如工业部门之中。”王晋斌说，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分离的结果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或者拿出多少资金定点支持实体经济，都难以取得好的成效。
而如何才能让资金有意愿进入实体经济？王晋斌说，简单而言就是要确保实体经济有钱可赚，即解决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衔接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确保一、二、三产业都有平均的收益率，现在的第二产业工业企业的利润压缩很厉害，在劳工和技术成本上升的同时，利润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甚至无利润可赚，“因此，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减税、降低负债率等具体措施，确保工业企业保有应有利润。”
除此之外，王晋斌认为，除了民间增速持续走低这一担忧外，对工业增速的关注不该松懈。“工业增速的下滑一直是拖累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0%，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但这仍然说明制造业尚处在困难周期。”
王晋斌认为，在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减税措施、供给侧改革、宏观政策的适配跟进之余，政策着力点应偏向对工业增速和民间投资的提升上来。他说，现在看一些改革的力度和措施都在显现，上半年供给侧改革是有成效的，包括工业企业的负债率降低、房地产库存的下降等都在改善，后续有必要在降成本上继续发力，而不该仅仅依靠降准降息。
王晋斌强调，在针对民间投资和工业增速下滑采取专门的措施加以应对的同时，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调整的努力同样应该继续，但有必要形成的基本判断是，短期内，我们的传统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不会改变，传统的工业增长模式也不会改变，“要在这两个大基调下，将以往没有效益的产能过剩和过度耗竭资源的行业减少。”王晋斌说，只要按照既定改革方向持续发力，同时有重点、有侧重地加以实施，至少，从现阶段看，我们大可对下半年经济保有中性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