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至今，中国民间投资大幅下滑，6月民间投资甚至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汇丰认为，如果民间投资增速继续放缓，将对经济增速构成压力，重新刺激民间资本支出的关键则是提振企业信心。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在近期一份报告中称，私营部门为中国提供了80%的就业，占总投资的70%，但债务融资仅占30%。私营部门的活力是过去十余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因此，如果私人投资增速继续放缓，将对经济增速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民间投资增速放缓的原因，屈宏斌认为有四大关键因素：
首先，我们估算年初至今的下降总计6.2个百分点，其中2.4个百分点以上可归因于制造业增长放缓。在制造业部门中，大部分下降来自于与出口密切相关的行业，如特种设备、通用设备、电子和通信等。
另外三分之一是由于此前的准财政项目重新分类所造成。由于2014年的财政改革，许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项目以前是在财政表外，现在重新回归表内，因此，它们被重新归类为公共投资。据我们估计，私营部门投资增速放缓6.2个百分点中，交通、环保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私人投资合计占2.1个百分点。
另外十分之一的下降是去产能所造成的。我们估计，6.2个百分点中，采矿等行业的投资增速放缓占0.5个百分点。
报告称，余下的增速下滑部分很难简单归咎原因。规则修订或许会有一些影响，如推迟的营改增以及适用税率与豁免条件透明度的缺失。但很大一部分也可能是由于商业信心低迷。民间投资总体急剧下滑的程度，尤其是在公共投资已经有所复苏的情况下，都指向了一个同样的担忧。
屈宏斌表示，自2011年起，企业信心就一直在下降，部分指标比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还要糟糕。
至于企业信心如此低迷的原因，报告称，经济增速放缓有一定影响，而且2015年面临的困境感觉上要比2009年更加糟糕，因为与2009年的情况相比这次持续的时间更长。观察显示，企业常常感觉未来希望渺茫，每一年都会比上一年更糟糕。
报告称，民间部门投资的急剧放缓凸显了经济体的脆弱性，如果继续失速，经济体将面临较大下行风险。
这存在两方面的危险：
首先，如果失去了私营部门的效率和活力，经济体将越来越依赖于刺激措施和公共部门投资。人们一般会认为如果刺激措施减弱，经济则马上失速。这样就导致财政当局压力巨大，这同时也削弱了整体混合增长的效率。
其次，考虑到目前业已存在的通缩压力，进一步放缓可能会使得经济接近债务通缩的边缘。有观点认为市场出清后经济会触底反弹，我们一直反对这一简单化的观看。现实告诉我们，价格调整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而且，如果经济体价格粘性较大，价格调整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同时，通缩背景下的高债务水平负担将变得更重，这会进一步削弱经济体调整的能力。
报告还称，考虑到对经济发展的潜在负面冲击，政策制定者不太可能置之不理，任由私人投资在信心低迷和增长放缓的恶性循环中继续下滑。提振企业信心和重新刺激资本支出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应遵循三大策略。
报告称，首先应大幅减轻企业费用负担，与此同时通过提高国企利润划转比例则能抵消对财政的影响。尽管国企利润减少可能也会导致一些有益活动的损失，但这种轻微负面影响能够被财政刺激你产生的乘数效应抵消。
一个甚至更好的选择是利用财政存款来支持刺激政策。
政府可以使用财政存款来支付削减企业费用的成本，这部分存款流动性几乎为零。事实上，财政存款的增速超过家庭存款以及企业存款，造成2011年以来货币流动性下降。我们认为，释放这些资金将对经济增速产生积极而有力的乘数效应。
其次，屈宏斌认为应更快地推动国企改革，尽管更多僵尸国企关闭可能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以及失业增多，但这些成本可控，而且能释放银行信贷等资源进入私营部门，更重要的是向市场彰显国企改革决心，进而给私营部门注入更多信心，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此外，屈宏斌还写道，政府应积极管理预期，向外界宣示决心，描绘增长和改革的路线图。
过去两年，有一个熟悉的模式是，一旦经济数据稳定下来，市场就开始担忧是否会马上紧缩。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市场认为政策重心总是在改革和增长之间转换，认为两者是相互排斥的目标。
屈宏斌认为，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同时强调增长和改革的重要性有两方面的好处：
首先，它增强的政策的可信度。它强调增长和改革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一方目标的可信度都可以通过坚定实现另一目标来得到增强。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市场对数据转好之后政策紧缩的担忧，而且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因为有人担心改革会损害经济增长。
其次，它显著提高了政策的有效性。到目前为止，最优政策从来都不是关于行动，而是在于影响预期，进而影响行为；展现决心有助于构建政策一致性的预期，这对于影响市场行为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