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政府是致力于结构性改革的，决策层知道他们已不能再依靠短期需求刺激。今年以来，固定投资年增速已经下降了2.4个百分点至9%，其中私人部门投资仅增长2.8%。]
全球市场如释重负。在经历了英国投票退出欧盟的冲击后，中国GDP数据似乎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迷，201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了6.7%。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前景已经明朗。相反，中国为保证可持续长期增长所需的结构性改革是否能取得成功还远不能确定。
可以肯定的是，本届政府是致力于结构性改革的，决策层知道他们已不能再依靠短期需求刺激。今年以来，固定投资年增速已经下降了2.4个百分点至9%，其中私人部门投资仅增长2.8%。
现在的计划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生产率，提升市场和国家的运行效率。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多样性，以及其和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与不同地区、部门和社会群体就新政策进行沟通和实施将变得非常困难。如果中国要成功，领导人需要超越他们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方法。
30多年前，邓小平用“放权分红”进行激励，这让地方官员、国有企业(SOEs)和未来的民营企业家们来拥抱市场化改革。类似的方法在今天可能同样会奏效，因为中国的领导人试图要解决的正是由于不完善的官僚体系管理下的不完善的市场快速扩张所产生的那些问题。
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过高、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高企、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腐败、不平等、环境恶化，以及技术创新不足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一个更可持续的、包容的、开放的、高效的经济体。
但单单宏观层面的解决方案可能不足以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后者往往与微观层面商业模式的失效有关。即问题是，如何创造足够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事实上，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或许政府也可能参与其中，但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本身来解决的。
然而在中国，商业模式是由国家政策塑造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国有企业。这造成了利益冲突，让政府必须艰难地去平衡增长、就业、效率和社会稳定等不同使命。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正在微观层面上被解决。比如在广东省的佛山和深圳，私营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相对有效。结果是，当地的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其他地区。今年上半年，广东的GDP同比增长7.4%，全国是6.7%；广东省私人部门固定投资同比增长19.6%，全国则是2.8%。
这为领导人在全国采取措施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正如官僚机构效率提高可以让市场更有效，微观层面的市场激励对于维持经济健康增长也是必需的。
对于一个长期依靠政府调控经济的国家来说，问题会更复杂。不仅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市场运行效率有巨大的差异，国家和这些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将发生重大变化。长期来看这会导致边界被模糊，引起官员、学者、商人和公众的不安和混乱。
这个问题在恶意收购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的事件中表现明显，该事件涉及到了现任高管、私募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股东。同样，国企东北特钢集团债券违约事件也引发了辽宁省政府、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许多其他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市场并不知道如何回应这场涉及到多层政府的产权纠纷。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机构改革是必要的。具体而言，中央和地方当局必须清楚地界定关于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产权，并建立行业标准和最优准则。权利纠纷会阻碍能提高生产率的市场化调整，上述措施将是遏制此类纠纷激增的关键。
当然，争议仍然会发生，并且会超出当前中国法律体系可以处理的范围。快速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阻止不断升级的冲突引发的社会和经济不稳定，中国需要可靠、可负担，并且独立的机制，从而将特定的经济利益从更广泛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中分离出来。
同时，中国可以通过发展为中小企业交流和提供相关金融服务的平台培育微观层面的竞争力。解除金融抑制不仅有助于中小公司增长和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推动所需的市场调整。
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供给侧再平衡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除非中国领导人也着手处理市场和官僚效率低下带来的挑战，否则强劲、可持续的增长目标仍然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