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6年以来，全球股市、汇市、债市动荡不断，“负利率”国家也再次扩容，美联储甚至将负利率纳入了其“压力测试”的场景之中。虽然美联储日前又决定按兵不动，但在这个全球波动时代，各国究竟要如何面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又将何去何从？
在2016年冬季达沃斯期间，国际金融协会（IIF）总裁、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蒂姆路亚当斯（TimothyAdams）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称：“全球已进入一个波动时代，美联储开始了正常化进程，这是近十年来的首次加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则将持续保持宽松政策。当前，大类资产价格逐步被重估，这代表全球市场将继续波动。”
美联储应谨慎加息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以来，全球市场大幅波动频频，这似乎成为了2016年的新常态。你认为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
亚当斯：我认为全球已进入一个波动时代，美联储开始了正常化进程，这是近十年来的首次加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则将持续保持宽松政策。当前，大类资产价格逐步被重估，这代表全球市场将继续波动。
日报：有鉴于此，美联储加息进程是否应该更慢一些？
亚当斯：的确如此，最近类似声音很多。我认为美联储此前对加息就十分谨慎，今后仍会如此，美联储不能忽略外部环境，以及美元走势对自身及其他经济体的影响。
日报：随着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中国经济放缓，你认为今后全球会如何发展？
亚当斯：这些都是历史罕见的变化。QE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试验，提高资产价格，促进消费、刺激需求，但人们从未经历过退出QE的时代；此外，中国的变化也没有先例，中国增长的驱动力正在改变，从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一定会产生波动。
可见，当前全球增长的原动力在改变，服务业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尤其是在中国，在各项经济指标中，消费也是唯一看似健康的增长因素，而过去则多靠制造业驱动，这一转变在未来会进一步突出。
日报：中国经济大幅放缓，当前看似唯一健康的是消费，但制造业数据并不乐观。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放缓？。
亚当斯：我认为中国的确经历着经济周期性的放缓（cycliCAlslowdown），其增长动力已经和30年前的截然不同。当前，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达到了11万亿美元，因此可以说现在7%的增长相当于2007年14%的增速。久而久之，经济放缓是无法避免的，中国也深谙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性，因此我认为中国会朝着这一方向转变。
新汇改方向正确
日报：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作为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的新成员以及进一步国际化的需求，人民币需要维持坚挺；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人民币似乎又有贬值的需要。你认为中国央行在这方面应如何权衡？
亚当斯：中国央行的确面临严峻挑战，但我对于央行充满信心。例如人民币进入SDR一事，这是中国的巨大胜利，而中国央行正是引导此次胜利的幕后英雄，中国已经是一线国家的一员，金融地位大大上升。
此外，市场对于人民币仍然存在误读，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挂钩将会长期持续，但人民币的确正在朝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其实一直以来，美国官员都建议中国减少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干预，让经济基本面、市场供需来决定汇率的最终水平，而中国当前所做的正是如此，但结果却又被解读为竞争性贬值。
总而言之，可能央行推行新人民币汇率指数的时机不是最佳，但人民币转为盯住一篮子货币已是确定的举措，其相应的国家都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这的确是正确的方向。
日报：鉴于人民币转为盯住一篮子货币，其的确有适度贬值的需要；但在短期而言，贬值趋势会引发众多投机套利。此时，央行就需要动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干预是不是必要和可持续的？
亚当斯：中国央行现在面临双重目标（dualobjectiVes）。每一个央行都有自己的使命，如美联储的使命就是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有时甚至这些使命是互相矛盾的，如中国央行当前要让市场机制决定人民币汇率，同时又要避免汇率剧烈波动，因此管理的难度的确存在。但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情况会得到好转，央行也正在采取措施来收窄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汇差。这需要一个过程，毕竟人民币汇改在去年8月才刚刚开始。一年后，相信市场信心会逐步重建，央行也会在汇率机制管理和市场沟通方面更加娴熟。
日报：但是市场的信心似乎在下降，居民和企业开始用人民币换美元。你如何评价信心的影响？
亚当斯：中国并非个例，众多新兴市场皆是如此。尤其是产油国，资本流出总量创下历史纪录。但我认为它们都已经开始采取正确的政策，资金会逐步回流。不变的规律是，当汇率贬值到一定程度时，投机套利的空间就会受到抑制。不过资产配置多元化是一个自然的思路，也是一个聪明的策略，毕竟本国股市、房市的投资机会有限，但这种多元化一定要以可管理（manaGEable）、透明的方式进行。
日报：所以你认为当前的资本外流现象对于中国而言并非一种挑战？
亚当斯：我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并鼓励国内资产配置多元化，这种双向流动是一种良性发展。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极为成功的中国商人，并在过去10~15年积累了巨大储蓄，国内配置的途径有限，因此配置海外资产是顺理成章的。
日报：鉴于中国出现的资本外流现象，中国是否应该继续推进资本账户开放？
亚当斯：目前来看中国当然应该谨慎而行。首先，中国需要确保本国金融体系能够承受大量的资金流入和流出，并打造一个强劲的资产负债表和健康的银行体系。
我的建议是，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强化银行体系，在实践中学习（learnbydoing），逐步加强对于资本流动的管理。久而久之，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会是水到渠成的，而开放的速度还要取决于外部条件的变化。
央行角色更重要
日报：从去年到今年，中国股市的动荡不断，你认为中国今后如何才能打造一个健康、有助于实体经济的资本市场？
亚当斯：中国股市的历史并不长，市场机制尚不成熟。虽然我并不清楚中国散户投资者的心态，但很可能持有短线投机思维的人不在少数。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熔断机制的阈值设置太低了，两档间隔也过短，这加剧了不确定性，并会产生“磁石效应”（magneteffect），加剧恐慌抛售。
此后，我相信市场会逐步成熟，个人投资者也会意识到基于基本面投资的重要性。对于未来中国即将推出的新股发行注册制，相信相关方面也会合理控制发行的数量和节奏，市场也会逐步趋稳。
日报：也正因为近期市场的波动，中国最高领导层也在酝酿金融监管改革。
当前存在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等，你认为哪一种更为适合中国？美国突出了美联储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作用，建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英国在央行（英格兰银行）内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负责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并把金融监管权从金融服务局（FSA）转移到央行，成立审慎管理局（PRA）。
亚当斯：美国的监管部门过多，我比较喜欢英国的模式，其更为精简（streamlined）和灵活（nimble），但每个国家的自身情况都不尽相同，且监管模式都需要较长时间的试错。
可以确定的是，监管规则每过5~10年总要调整，金融创新的步伐飞快，法律规章总需要不断追赶其变化的步伐，监管方也必然会出现失误，并必须在此基础上改进。
对中国而言，找到一个严格的监管模式和理解市场运作的监管者至关重要。更为关键的是，要确保市场各方能够更为有效地配置资源。总结来看，中国需要有质量的投资、严格的监管以及随机应变的监管能力。
日报：央行在金融危机后是否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亚当斯：对于美联储而言的确如此。《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Act）推出前市场便存在一种争议，即是否应该扩大美联储的职能让其介入微观审慎监管？最后该法案扩大了美联储的职责与权限，授权美联储监管所有的系统重要性机构，负责维持金融稳定。因为美联储是银行的最终贷款人（lenderoflastresort），也要兼顾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美联储的重要性也可想而知。
宏观稳定是G20的重点议程
日报：中国将在今年主办G20峰会，IIF在其中将扮演何种角色？在可持续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将资金有效导入基建投资？
亚当斯：我们正在与中国方面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合作：发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推动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填补全球数万亿美元的基建缺口，上述都是极为重要的话题。
日报：你认为中国最应该聚焦的是哪个话题？
亚当斯：就当前情况来看，9月峰会最需要聚焦的话题是如何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此外，可持续的金融发展、推动基建投资也是重要议题，而对中国来说，完善资本市场建设是使中国进一步同国际接轨的关键。
日报：原本久拖不决的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在G20峰会上可能是被热议的话题，所幸这一改革已获得了美国国会的通过。中国已经考虑重启全球金融架构工作组，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探讨是否应该重新被提上议程？
亚当斯：份额和治理改革终获通过，这是积极的一步，未来IMF仍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拉加德在过去5年的任期中表现出色。当前IMF维持其中心地位，同时也要让各个国家在IMF中所占的份额更能合理体现出其本国经济地位的变化，可见机构自身也需要不断变化。
日报：美国在IMF的话语权很强，中国的实力也在不断提升，你认为未来是否会出现再平衡？
亚当斯：随着各国情况不断变化，国际机构也需要与时俱进，绝不能停滞不前，而是要持续处理全球新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拉加德做得很好，无论成员国规模和在IMF的投票权，她都能够倾听所有成员国的声音，来确保能够尽可能达成内部共识，这的确彰显了伟大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