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博海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兼投资总监孙明春撰文指出，全球金融市场在过去10个月内出现的两轮暴跌，引发这两轮市场恐慌的风险因素并没有消除，再次出现一轮暴跌，甚至引发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概率依然不可忽视。投资者需要关注三大风险因素。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去年8至9月及今年1至2月，全球金融市场曾两度陷入恐慌之中，股票、外汇、商品、信用等市场出现了共振式的下跌，令人担忧一场金融危机是否已经来临。
全球金融市场在3月份大幅回升，到4月下旬，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几乎回到历史高位，原油价格也从底部暴涨超过50%，曾经大幅贬值的新兴市场货币及商品出口国货币都强劲升值，新兴市场债及美国高收益债的信用利差也大幅收窄。这些变化不禁令人怀疑，之前的市场暴跌难道只是虚惊一场？关于金融危机的担忧难道是杞人忧天吗？
我们认为，全球金融市场在过去10个月内出现的两轮暴跌蕴含了丰富的信息，也充分地反映和部分地暴露了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中隐藏的诸多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很多源自全球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后者要么在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要么由于各国政府与央行采取的权宜性对策而变得更为严重。因此，引发这两轮市场恐慌的风险因素并没有消除，再次出现一轮暴跌，甚至引发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概率依然不可忽视。以下几个风险因素虽然有些老生常谈，但依然非常值得关注。
虽然2月底以来各类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原油价格）出现了大幅度反弹，但商品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考虑到全球经济需求疲弱的状态，不能排除商品价格再次暴跌或持续低迷。果真如此，很可能引发一场影响广泛的债务（或信用）危机。
风险一：商品价格持续低迷
2009至2011年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并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导致对大宗商品（包括能源、金属原材料等）的需求大增，价格暴涨；同时，企业融资成本大幅度降低，诱使企业通过大举借债来增加资本开支，上马新的矿山或油井开发项目。
然而，此类项目往往有数年的投资周期，大部分项目在开工数年后才陆续投产。随着产能逐渐形成，市场供应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各国刺激政策的效果却在消退，对大宗商品及原材料的需求增长开始放缓甚至停滞。供应增加与需求放缓，令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在2011年后逐渐从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商品价格也从上涨转为下降，甚至跌破许多新上项目的盈亏平衡点。
即使如此，鉴于大量债务须要还本付息、巨额的固定资产折旧成本需要覆盖，商品企业不得不亏损经营，以获得宝贵的现金流来维持运营。由于商品价格近年不但没有大幅反弹，反而在2015年出现了更深度的暴跌，令更多企业处于盈亏平衡点之下。由于资产负债表日益恶化，一些企业已出现明显的流动性压力或偿付困难，不得不倒闭或寻求破产保护。还有一些则不得不贱卖资产，以筹集资金渡过债务偿付危机。
在这些企业最为困难的时候，国际评级机构则纷纷下调它们的信用评级，很多被调到垃圾级。这不但提高了企业再融资的成本，而且增大了融资的难度，加剧了可能面临的信用危机。如果商品价格持续低迷，一场企业债危机有可能席卷而来。
商品价格暴跌也加剧了商品生产国的财政困难，增大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在商品价格高企的那些年，这些国家财政收入丰厚，因此财政支出相当慷慨。如今价格暴跌（如原油价格从最高点下跌了约70%至80%），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但财政支出却很难大幅削减，导致财政赤字剧增。如果商品价格持续低迷，这些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会急剧上升，这是为什么信用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商品生产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的主要原因。
另外，商品价格暴跌也扩大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形成贬值压力。一些商品出口国的货币汇率自2014年初以来曾一度贬值30%至60%。汇率贬值虽然有助于刺激出口，但却有可能带来一场外债偿付危机，因为它会增大那些借有外币债务的企业或政府偿还外债的难度。这正是1997至98年的亚洲货币贬值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风险二：美联储加息
2009年以来，美联储及其他各主要中央银行采取的大幅减息和量化宽松政策降低了融资成本，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对防止金融危机的扩散和恶化、避免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的确功不可没。然而，大幅度减息也造成债券收益率下降和流动性泛滥的问题。由于发达经济体增长疲弱，投资机会有限，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出的流动性并未全部进入本国实体经济，而是流入其他地区或领域，造成了新的风险因素的形成和积累。如果美联储加息速度过快，很可能会引爆这些「定时炸弹」。
首先，发达国家央行释放的大量流动性在金融海啸后流入经济增长更快、预期回报率更高的新兴市场，推动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升值、资产价格上涨。随着美国经济逐渐企稳，美联储自2015年12月已开始加息。虽然美联储强调其加息进程将相对缓慢，但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的趋势已经出现。由于2016年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外币债务到期金额最多的一年，一旦资本外流加速，很可能对新兴市场的经济与金融稳定形成冲击。
其次，在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环境下，许多传统的以债券投资为主的机构投资者（如银行、保险公司、退休金基金等）为提高收益率而被迫投资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包括高收益债券、股票、房地产乃至一些另类投资产品，以达到资产收益与负债成本相匹配的目的。此类投资在最初一段时期推升了某些金融产品的价格，甚至造成「资产荒」的现象，增大了资产泡沫的风险。一旦美联储开始加息，债券收益率上升，这些过度拥挤的交易（crowdedtrade）很可能出现踩踏式的逆向交易，导致这些产品价格暴跌，令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
风险三：过度的财政刺激
为应对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而采取的大规模财政刺激令各国财政赤字大幅增加，政府债务急剧攀升，增大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2011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是一个例证。虽然相关国家政府的财政困难有深刻的结构性原因（财政不可持续的问题早已存在）和周期性原因（金融危机后财政收入大幅度降低），但金融海啸后各国政府大幅增加财政开支无疑加速了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
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告一段落，但相关国家的财政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与此同时，其他经济体虽然未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但经过此轮财政刺激之后，很多经济体的政府负债率已大幅上升，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日益增大。鉴于全球经济依然萎靡不振，以及愈来愈多人认为扩张的货币政策在当前全球通货紧缩的宏观背景下已逐渐失效，舆论对于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呼声愈来愈高。如果各国政府在今后一段时间不得不维持甚至加码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话，更多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时点可能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