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国研中心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联合发布《中国与全球资源治理》(以下简称《资源治理》)报告。
《资源治理》报告作者、国研中心产经部研究员魏际刚说，中国和全球的资源市场都进入了快速的结构调整期，全球资源治理改革
非常急迫和必要。
“当前全球资源市场价格持续走低，资源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解，为讨论治理改革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时间窗口。”《资源治理》报告作者、国研中心产经部部长赵昌文解释。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能源、环境和资源研究总监RobBailey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之一，中国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建立更有效的治理体系。
为此，《资源治理》提出了“十三五”期间中国参与全球资源治理的市场、流动、投资和改革四方面的一揽子建议。
“中国将在2016年担任G20峰会的主席国，应该借此机会推广国际资源管理。”魏际刚强调。
70%进口资源来自18个贸易伙伴
尽管中国采掘业规模居全球前列，但仍无法满足过去十余年国内快速增长的需求，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根据国研中心的分析，到2020年，45类矿产品中，中国需要依靠进口满足的达39类品种。2015年，石油进口比重在60%左右，2020年将达到70%左右。
《资源治理》提出，资源供应国的过分集中是中国重要的资源安全隐忧。中国资源进口的70%集中在18个主要资源贸易伙伴，它们每年向中国出口价值100亿美元的自然资源。
其中，四个国家是中国的邻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五个是中东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曼、伊拉克和阿联酋)，三个是南美国家(巴西、智利、委内瑞拉)，两个是非洲国家(安哥拉、南非)，余下四个抑或是资源丰富的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或加工中心(欧盟).
在六项关键进口产品——原油、铁矿石、煤炭、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铜和钾肥中，最大的四个供应国占到中国进口的一半至4/5的水平。
就金额论，在亚洲和高加索地区的邻国(包括俄罗斯)占中国资源进口的约20%。但是，这些国家的相对重要性在下降，以下五个海外地区占到中国资源进口额的约65%。
其中，中东和北非占中国资源进口额为20%，该地区提供了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约三分之一。但是，利比亚和伊拉克这样的石油出口国发生的战乱对中国石油进口产生了干扰，也凸显了中国在做出反应时选择有限。
南美占中国资源进口额为14%，是对中国资源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资源贸易不断发展。
大洋洲占中国资源进口额为13%，澳大利亚是该地区中国最大的资源供应国，中国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中铁矿石和煤炭占有重要的份额。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占中国资源进口额为10%，是快速增长但目前规模较小的对华资源供应地区。出口中国的绝大部分产品是来自安哥拉和苏丹的原油，以及来自南非、几内亚和其他国家的金属。
北美占中国资源进口额为8%，资源出口包括大宗商品，例如大豆和数量巨大的金属，并且有可能扩大到化石燃料，前提是页岩气革命能够继续，且监管和基础设施障碍能够祛除。
中国应推动全球资源治理“当前，资源价格和投资的双降，中国和其它国家应把资源价格持续走低和中国需求减缓，当做加快中国和全球资源治理改革的机会窗口。”魏际刚说。
为此，《资源治理》为中国决策者提出了包含四方面的一揽子建议。
首先，在全球资源市场方面，加强合作并进行改革。中国应当发起一个关注矿产品市场发展的高层级、非正式论坛。利用中国在矿产品市场上的独特地位，推动各方对话，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
例如，论坛参加者可以对一些关键国家对实物交割和期货市场的不同监管方式进行探讨；视情况分享相关调查的信息；讨论中国大宗商品交易的发展沿革以及国际经验；探讨不同定价机制。
其次在资源流动方面，保障安全可靠的资源流动。中国可探索加入国际能源署，或更大程度地与国际能源署合作。从短期来看，中国可以在数据分享的基础上，加快促进金砖国家和国际能源署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沟通和响应协议。
“中国也可以推动达成一个地区性的协定，管理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国家的能源安全风险，并与韩国、日本、印度和东盟(东盟内部已经达成石油供应协定)一道，支持资源领域更脆弱的国家。”魏际刚指出，“这种合作也可以拓展到可再生能源、核能和电力市场安全等领域。”
第三，在资源投资方面，通过探讨加入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或者其他有助于提高行动透明度的计划，有助于中国企业在生产国中展示出最好的实践。
“中国需要支持加强环境监测和报告。”赵昌文指出，例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及其他合作伙伴一道确立衡量基准，追踪环境变化。在这方面也需要加强信息共享，以更好地反击那些批评中国自然资源治理的不利论调。
第四，在改革方面，《资源治理》建议在“十三五”规划下制定和执行资源安全战略。
“中国应该抓住2016年担任G20峰会主席国的机会。”魏际刚提出，G20已经建立了一系列机制，比如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提高能源数据合作等。
魏际刚提出，中国应该借助这一时机，与下两届主席国(德国和印度)一起牵头开发国际资源管理的连贯议程。可能的议题包括，根据各国情况对煤炭资源使用峰值进行规定，并逐步淘汰这一资源，或者进行能源和资源定价。中国还应当利用G20平台促成一系列有快速成效的项目。